注：看到许多朋友发了春节的回乡偶记，想起年《南方周末》年度特刊的那一组文章：“记者回家乡”，第一次有一家媒体没有在这样的时点上选择宏大叙事，而让记者写下自己的故乡和家事。其中迟宇宙的文章最为打动人，时至今日。后来《南方周末》将之结集出版，书名为《回家过年》。
10月17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传说中是个好日子。三国有个叫曹丕的，给朋友写信说：“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父亲死了。在这个“宜于长久”的好日子里。
那天晚上，我正在济南赶那篇青州《私家列车驶上国有铁路》的稿子。吃晚饭的时候，老家就一个朋友打“叔叔(我的父亲)出了点事情，你能不能回家。”我问什么事情，严重不严重。他说不严重。我说我明天赶回去，明天中午出发，傍晚到家。回到宾馆，继续写稿子。8点多钟的时候，姨夫打电话过来，说父亲出事了，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说明天。之后的两个钟头，不停地有人打电话过来。我知道，父亲出了大事。
10点半，我的稿子才写了一半，因为不停地有电话打来和对父亲的担心，所以头绪很乱。这时候，姨夫的第二个电话又打来了，说：“你放下手头的所有事情，马上回家。”他说话的时候，我哭了。我想，父亲一定处在弥留之际，想看自己儿子的最后一眼，想跟我说几句话。
把赶稿子的事情委托给了《齐鲁晚报》的胡近东，所有的采访工具也扔在了他那里。出了门，花元租了一辆出租车，我开始了工作后的第一次回家，一次悲伤的探亲。
路上四个半小时，家里不停地打电话问我到了哪里，从济南，到淄博，到青州，到潍坊，到昌邑，到莱州。到了莱州已是凌晨3点半，换一辆出租车，到家已是4点半。
进了门，母亲、外婆、姨夫、舅舅和两个朋友在那里等我。医院看看父亲。他们说天明吧，天明太平间才开门。我知道，我一路上的期盼、焦虑和无数次祈祷都白费了。
父亲早已经死了，他不要我了。
父亲是一个石匠，从13岁就开始干这个行当。在我曾经生活的那个村子里，他有一个绰号，叫“铁笔秀才”，是人们对他手艺的夸奖。父亲因为这个绰号，而有那么一点点虚荣，所以他在开采石头的时候，总希望能够做得尽善尽美，不要坏了自己的名头。
在我读高二那年，父亲到了莱州市银磊石材有限公司工作。那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石材企业。父亲在它下属的一个子公司里做采矿的活儿，我们那儿都叫“打石头”。
我的老家，没有别的资源，土地的出产，仅仅维持温饱。几乎所有的家庭都靠石头为生，有能耐的在外面跑石材生意，大部分男人都在采石矿里“打石头”，只有最没本事的男人才种田。然而“打石头”这种活命的方式，实在危险。
因为在山上干活，父亲总是穿一些破旧的衣服，上山前是干净的，下了山都已经被汗湿透了。上山很费鞋，父亲的鞋子是母亲“赶集”给他“批发”来的，有时候是胶鞋，有时候是布鞋，单位发的翻皮鞋他自己不舍得穿，总是要大号的，说是留给我穿。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父亲的凿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为我凿出了一条成长的路，却给自己凿出了一座坟墓。
我目睹了迟家庄的变迁，我还保存着原来迟家庄的山上郁郁葱葱的林木里活动的记忆。我曾经在那里摘过松球，捉过蝎子，逮过兔子。炮声隆隆，父亲与他的同行们凿子声响越来越稠密，越来越急促。新房子多了起来，电视机多了起来，汽车也多了起来，人们的穿着已经与城里人没有了区别。山在这种变化中秃了，白花花一片，像一张得了皮炎的脸。白天是石匠们“放—炮—喽—”的喊声，晚上是机器的轰鸣。幸福就是这样来临的。为了这种幸福，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受伤是经常的事情。我小时候，时常看到父亲天不亮就穿着拖鞋或者布鞋上山“打石头”，天很黑了才又“踢嗒踢嗒”着下山。我经常看到他的身上出现伤痕和血迹，有时候在手上，有时候在脚上，还有一次钢钎上崩裂的一块钢渣进入了他的小腿肚子，过了几个月才“长”出来。那时候，石匠们的受伤，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以不但自己连父亲本人都没有特别在意。
死亡也时有发生。由于大部分采石矿都是私人承包，矿主和石匠们都想多挣点钱，很少去考虑安全的事情。由于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也缺乏严格的管理，几乎每年都有人被石头夺走性命。所以父亲不是第一个，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被石头夺走性命的人。就在父亲出事的当日，邻村的一个采石矿在爆破的时候出了问题，三个石匠当场被炸飞，矿主吓得不知躲到了何处。所以今天的我已经把重阳当成了一个伤心的节日。
在年的重阳，邪神如此地肆虐，即使登高的人他都没有放过。
母亲说，那一天中午，她要父亲到邮局去取我汇回家的钱，父亲说：“今天下午要放炮(爆破)，少了我怎么行？”父亲上山的时候很高兴。他拿着一把钉耙舞来舞去，还唱着歌。母亲在后面喊：“你等等我！”他理也不理。那把钉耙断了一个齿，他想拿到单位里找人帮忙焊接好。他走得很匆忙，以后母亲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太平间的铁棺里了。
出事的时候已经快下班了。爆破已经完成，石料的质地和尺寸都很好，整个矿里都很高兴。大家都收拾工具准备下山的时候，父亲想去看看那块石头，石头横在半空，他钻到了底下。抬头的时候，石头突然嘎嘎地开始断裂。父亲向后退，一块石头绊倒了他。这是父亲生前的同事告诉我的事故的整个经过。父亲埋葬后，我和母亲、小妹去父亲出事的地点祭扫的时候，也是个黄昏。我看到地上有一小摊血迹。我看到天边的夕阳，与血迹一样地红，一样地伤心。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作为家中惟一的男性，开始处理父亲的善后。可我什么都不懂。父亲的单位与我们商谈赔偿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生命真是脆弱，如此不堪一击。一个生龙活虎的人，说死去，转眼就死去了。赔偿十分顺利，因为我们没有过多的要求，只要他们按政策办就是了。父亲已经死了，赔偿、慰问、调查，种种一切，都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对于这个家庭，还有什么意义？
10月19日下午，父亲的遗体火化。第二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出殡。一切都按照老家的习俗。家族里的人负责帮忙处理日常事物与吃饭、喝酒，我能为父亲做的，只有痛哭、下跪和不让自己倒下去。
母亲伪装出来的坚强十分脆弱，小妹回来的时候，待在天井当中，连哭泣都已忘记。而我自己，想做一些事情，却又不知道该做什么。
在处理父亲善后的七天里，小妹不停地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她不相信父亲已经死了。我也不相信，母亲也不相信。我们老是觉得，他出远门去了。
然而，父亲还是死了。这个家庭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整理父亲的遗物，是一个更为悲伤的过程。睹物思人，每个与我经历相似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该丢掉哪些东西，该保存哪些东西。以前我曾丢掉了父亲写给我的信，我现在知道我犯了多大的错误。现在丢掉父亲的一些遗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为将来犯下的错误。
父亲的遗物中有一张50元钱的收据。他单位的领导说那是“三路一桥”的集资款。“一桥”是高架桥，“三路”包括高速公路、铁路，剩下的“一路”是什么，至今我也没弄清楚。莱州要修建这些东西，市民们要集资。母亲告诉我，父亲曾经说过，这钱他是为我交的，为了以后我回家方便，有高速公路走，还有铁路走，不会像现在这么麻烦。母亲说，父亲一直认为这是件好事。尽管父亲不知道这种集资的程序是否合法，也从来没有想到去问讯，他交了50元的集资，毫不犹豫，却永远不可能享受未来的各种构想了。
我是12月1日晚上再次回家的。之前我在烟台采访“11.24海难”。这是单位的任务，我没有办法拒绝。于是便只能希望采访能够顺利，能够不误过12月4日。
12月4日，是父亲的最后一个“七”。山东农村的习俗是，人死后每过七天家人便要去给死者“烧七”。我在处理父亲遗物的时候，为父亲烧了“头七”，其余的“七”，则纯粹是一种伤心的怀念，偶尔将刊发自己报道的报纸烧一份给他，希望他能看到自己的儿子正在努力，也知道那只是安慰自己而已。
父亲的文化水平不高，只有小学毕业，他甚至看不懂《南方周末》的许多报道，然而只要有我的稿件，他总会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完。一篇四五千字的报道，他有时候要念一个晚上。母亲有时候很烦，就问他：“你念来念去，看得懂吗？”尽管他不懂，还是很倔地反驳：“我怎么不懂？自己的儿，我怎么不懂？！”
12月1日的晚上回的家。母亲见到我的回来，多少有些高兴，只是对我的突然消瘦有些担心。丈夫的突然离去，使她的眼里只剩下了儿子。依照农村的习俗，我已经成为她惟一的依靠。她的眼里只有我的消瘦，却没有发现自己的明显苍老。
第二天的早晨，母亲早早起了床，在套间里翻来翻去。过了一会儿，她拿出了七张定期存单，也不知道是从哪个柜子角落里拿出来的。她让我看一共有多少钱。元，是父亲操劳一生的积蓄。其中还包括我给他们寄回家的元。他们没舍得花，说是想留下来，为我以后结婚用。
父亲生前已经戒了烟，有一年多了。我还在抽。他和母亲劝了我很多次，我也下了很多次决心，却终于为自己找了许多理由，搪塞了过去。在套间的一个抽屉里，有几条烟和十几个打火机。母亲说，那是父亲留下来，准备我回家过年用的。
母亲一直很遗憾，她的儿子有两架相机，家中却没有一张“全家福”。我在父亲死后两次回家，母亲总是反复地问：“能不能把你爹和我们的像合成一张‘全家福’？”
曾经有个算命先生说父亲今年10月有灾祸。父亲和母亲都不太相信。父亲出事之后，母亲一想起来就心痛，老是对我说是她害了父亲。
自己干的是文字工作，写的东西里却很少提到父亲，惟一的一次还是说：“父亲是个石匠，怯懦又没有什么心计。”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难过。
12月4日上午，母亲给开始整理“烧七”需要带的东西。除了香火之外，她还给父亲折了一个“钱包”，一个“手提包”。
下午3点，“烧七”。
第二天早晨6点，我走上了回广州的路。我的心里已经少了悲伤，而是多了怀念和责任。
记得10月底，我处理完了父亲的丧事，准备回广州的时候，母亲对我说：“我感觉一下子老了。”我感觉到眼泪老是往上冒。我感觉自己突然长大了，带着点苍老。
回到广州后，一位朋友为了安慰我就请我到他家吃饭。吃完饭，他说了一句：“父亲的去世，是儿子成长的代价。”
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长大。只是觉得，自从父亲死后，想了很多事情，突然发现曾经仇恨的人已经无法仇恨，曾经斤斤计较的许多事情，都觉得很可笑。我只想照顾好我的母亲，安慰父亲的在天之灵。我希望有机会去北京，带着父亲的遗像，了却他生前“到北京看看”的惟一心愿。
年10月17日，我的父亲死了，只有47岁。还差19天，我满23岁。
作者：迟宇宙 发表于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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