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三之二，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5期，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洪斌
二死难学生的鲜血掀起一股不可遏止的大风暴。从6月1日开始，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业，租界华捕罢岗，几乎瘫痪了整个上海。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商总联会等四团体组成“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上海各阶层的反帝斗争。其他城市纷纷组织后援会，举行示威游行，五卅运动迅速向全国漫延扩大。上海各大学的学生领袖及活跃分子，纷纷参加全国学联、上海学联的工作，成为驻会干部，或接受任务分赴各地。以南方大学学生为例，全国学联、上海学联派代表分八路赴全国各地宣传“五卅惨案”真相，募集援助工人的资金。梁栋代表南大，负责京汉路。[1]徐玮组织“返海（门）旅沪同学会”，回江苏海门募集资金支援罢工工人。[2]
校外的风潮如火如荼，刘节却没有参与的迹象，随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南大学潮，却意外地将他卷入其中，成为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这场学潮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一部分师生脱离南大，另外筹创民国大学。钟显华《刘节学术年表》最早披露此事梗概：“一九二五年，因参加学潮，反对满清复辟，先生与王力、刘荣简三位同学一起被南方大学校长江亢虎开除。因支持学潮被解聘的殷芝龄、胡朴安、何炳松、周予同等十四名教授在上海创办私立国民大学，先生转上海国民大学哲学系就读，与王力（字了一）同学。”[3]其实南大学潮之鼓荡，并非“反对满清复辟”，而是反对与清室暗通款曲的校长江亢虎。南大学潮的爆发与五卅风潮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研究者多未觉察。有关这场学潮的始末源委，南大学生会编印的一册《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上、下卷）有较为丰富的材料。
8月初，沪上各报刊载“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所搜出的一批秘密文件，包括升允、陈夔龙等人的奏折，康有为、金梁、江亢虎等的亲笔函札，牵扯清室密谋复辟的种种勾当。其中涉及江亢虎的有三件，即年3月江亢虎两次致函清内务府大臣金梁，请求觐见溥仪，以及金梁向溥仪奏报该事的一道奏折。为求见溥仪，江亢虎自夸出身科甲世宦，通晓国际大势，同时竭力奉承溥仪，写下一段肉麻而刺目的话：“逊帝英明，前途有望，宜广求智识，博采舆情，用非常之才，以应非常之变。”[4]文辞腔调，犹如一篇遗老的劝进表。依金梁的看法，“江亢虎言满天下，中外知名”，故力劝溥仪同意召见，藉以收买人心。[5]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材料后，致函北京地检厅、高检厅，控告阴谋复辟的金梁、康有为、江亢虎等人。此事一经公布，舆论大哗，仅就《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收集的报刊资料统计，在不足一个月内，沪上已有大小37家报刊报道和评论了江亢虎事件。
8月8日，南大学生会召集暑期留校学生开会，议决致电江亢虎，要求他予以澄清，如果报道属实，应即退职。[6]江氏在报上发出申明，承认确有其事，但辩解称：求见溥仪，不过是“随缘说法，倡导夙昔之主张”，复辟与他无关。[7]8月10日，学生会暑期留校委员经讨论，函请殷芝龄教务长、杨自荣事务长召集教职员会议，组织校务维持会，代行校长职权。次日，殷芝龄主持校务会议，到场教授17人，职员5人，学生会代表5人，附中主任1人，共计28人。哲学系教授李石岑率先发难，“当时李石岑提出紧急动议后，何炳松、梅思平、陈定谟、杨自容、胡朴安、戈公振、王力、刘节、刘荣简诸君等先后发言，均极愤慨，谓为本校荣誉及今后进行计，应即否认江亢虎为校长。”最后，议决用全体教职员的名义刊登启事，否认江亢虎为校长，并赞同学生会的提议，选出胡朴安、李石岑、殷芝龄、杨自荣、何炳松、陈定谟、陈德恒、夏晋麟及附中主任张四维等9人为校务维持会委员。[8]学生会随后发出通告，宣布：“自八月十一号起，将江亢虎之校长职务永远撤销，并委托南方大学教职员全体组织校务维持会。自即日起，南方大学校长职务及以后学校进行一切事宜，悉由校务维持会负责担任办理。”[9]校务维持会也在沪上各报登出否认江亢虎为校长的启事。
由此可见，“驱江运动”最初由学生会发动，校务维持会的提议也来自学生会，并得到大多数教职员的支持。在8月11日教职员大会中，代表学生会慷慨陈词的是王力、刘节和刘荣简（—，后改名刘披云）。刘荣简年考入南大，在徐玮的启发下，加入共青团，积极参与“五卅”学生运动，当时已转为中共党员。[10]据他的回忆，“我原来在南方大学念书，年闹学潮，反对校长江亢虎向溥仪称臣，搞封建复辟。我们出版了两期‘驱江特刊’，我曾写过反对江亢虎的长篇文章。当时驱江运动以我为首，还有王力（现在文学研究所）、刘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我们三人反对最力，都被学校开除了。”[11]可见这场学潮的背后有中共党团的推动和领导。
8月17日，江亢虎率人突袭南大，拉拢依附他的一部分师生，宣布恢复校长职权，辞退教授胡朴安、李石岑等十四人，开除学生刘荣简、刘节、王力三人，将“倒江派”师生强行撵出校园，其余同学一概扣留。同日，中共领导下的上海学联通过“积极援助南方大学学生驱江案”，包括致电段祺瑞请通缉江亢虎等；发表声讨江亢虎之宣言通电；出斥复辟嫌疑犯江亢虎特刊。[12]全国学联及武汉、北京等地学联也发电声援。8月20日，南大学生会发表长篇宣言，胪举江亢虎任职以来的一系列丑恶行径，包括阴谋复辟、诱害青年、办学牟利、旷弃职务、藉学校以经营私党、摧残爱国运动、欺骗学生、烂聘教授、强占校产等九项。[13]刘节作为学生会会计，为反击“拥江派”的诬蔑，发出个人启事，表示决不屈服，“日来为反对复辟疑犯江亢虎长校，被迫出外，仍追随诸委员共同努力奋斗。”[14]校务维持会联合十九位教授，发出抨击江亢虎的启事；并于8月19日经协商，决定创办一所新大学，定名为国民大学。8月21日，不满江亢虎勾结巡捕、强占校园的部分南大学生愤然离校，誓言抗争到底。8月22日，新大学宣告成立，公推章太炎为名誉校长，聘殷芝龄为教务长，着手租定校舍、登报招生、延聘教授、规划系科等一系列筹备工作。至9月中旬，国民大学正式开学，录取的新生，连同各大学转来之学生，总计有三百余人。[15]王力、刘节等转入国民大学，继续求学；而刘荣简进入上海大学，作为上海学联的驻会委员，投身群众运动。
清季民初，江亢虎以倡导社会主义著称于世，年、年两度组织“中国社会党”（后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长期游走于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故有“社会主义理论大家”“变色龙”等褒贬不一的绰号。[16]因其素有社会声望，年秋经南大学生会提议，江氏执掌校政，不料三年后竟因学潮而狼狈不堪，虽然暂时得手，最终只能以辞职了事。究其根源，并不仅仅是几封私信，或跟溥仪小朝廷说不清的瓜葛，而是在政治思想日趋激进的革命语境中，江亢虎的政治观念、言论行事早就沦为革命的靶子。从“驱江运动”演变的过程，及与之相关的政治思想背景来看，这场学潮犹如“五卅浪潮”荡漾起的一串涟漪。
围绕“驱江运动”的各种舆论，除去一些小市民式的无聊感慨外，大多数的评论是针对政治和人格两个角度。来自政治思想领域的批判，不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把江亢虎现象与民国的政治现状联系起来，把“驱江”当作是思想及政治革命的应有之义。国民党系统的《民国日报》发表连续评论，指出民主共和政体早已建立多年，社会中仍有活跃的复辟势力，足以证明民国的政治紊乱、法治失效。遗老们的复辟行为并不可怕，值得警觉的是那些顶着时髦外衣的思想界人物。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以三民主义统一知识界的思想，进而确立建设新中国的方向。[17]中共对“五卅惨案”的解决方案，是要把反帝运动进行到底，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条约。那些主张缩小范围，只从法律层面追究巡捕杀人罪行的知识精英，则被看作“妥协派”大加挞伐。在萧楚女的笔下，“妥协派”包括梁启超、张君劢、丁文江、胡适之、江亢虎、汤尔和等，“是属于生活优裕的绅士阶级”。[18]瞿秋白愤怒地指出，“如梁启超、江亢虎等，竟要蒙蔽民众，把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变成对英对日的狭义的国家主义，甚至于变成反对工部局巡捕杀人的简单口号，这简直是代帝国主义想法，替他们巩固这种统治制度，把群众的目光只放在杀人问题上去，仿佛只要帝国主义不杀人，我们便无论甚么，都愿意容忍。”[19]在刘昌群看来，清室复辟文件的大暴露，“证明空挂十四年‘民国’招牌的中国政治、思想，都仍处于绝端反动状况之中。”对于左派青年来说，“一方面要厉行政治革命，打倒一切反动的封建军阀。一方面要厉行思想革命，打倒一切思想反动的知识阶级”。梁启超、张君劢、胡适、江亢虎这些“妥协派”，都被划入思想反动的知识阶级。故他呼吁要站在“拥护中华民国和力求国内思想进步”的观点上，一致起来援助南大师生的“驱江运动”。[20]
教育学术界人士虽然痛斥江亢虎形同“民国叛徒”，但没有过多使用政治意识形态的观念，而是更加侧重于道德的谴责。南大学生会是学潮的主力，他们斥责江氏“败坏学风，贻误青年”，“驱江”乃是基于道义廉耻之争。[21]教授胡朴安是支持学潮的中流砥柱，他认为：“以复辟之主谋而言，江亢虎之罪，自在康有为、金梁之下；以个人之人格而言，江亢虎之卑污，尚不及康有为金梁之表里如一。”[22]江氏人品甚至不如遗老，这是教育界人士的主流态度。故校务维持会一致认为，拒江之举即是“拒绝人格破产之校长”。[23]对他们来说，驱逐江亢虎，犹如传统社会士人的“清议”。既是实践知识阶层的道德自律，也是坚守大学“人格教育”的底线。他们被迫离开南大后，为新创之国民大学确立的教育宗旨是：“以养成健全人格，增进学术为宗旨”，亦是鉴于江亢虎事件的教训而订立。作为学潮骨干的刘节，应该也是基于同样的立场。[1]《学界昨日情况：学生总会各省宣传员昨日出发》，《申报》年6月8日。
[2]《徐玮传略》，共青团浙江省委编：《纪念团省委建立六十周年专辑》，第26页。
[3]钟显华：《刘节学术年表》，杨瑞津编：《刘景晨刘节纪念集》，第页。
[4]《江亢虎请觐见函一》，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上卷，年，第3页。
[5]《金梁为江亢虎请觐奏折》，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上卷，第4页
[6]《南方大学学生会第一次电诘江亢虎》，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下卷，第1页。
[7]《江亢虎之滑稽的声辩》，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上卷，第7—8页。原载《时报》年8月10日。
[8]《南大学生会请求组织校务维持会详情》，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下卷，第2—4页。
[9]《南方大学学生会公告》，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下卷，第7页。
[10]四川省岳池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岳池县志（—）》，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11]《刘披云同志的回忆》，上海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主编，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学（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第91页。“刘杰”应是“刘节”之误。
[12]《上海学生联合会积极援助南大驱江运动》，《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下卷，第28页。
[13]参阅《南方大学学生会第二次宣言》，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下卷，第12—17页。
[14]《南方大学学生会会计刘节启事》，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下卷，第18—19页。
[15]《上海私立国民大学成立之经过》，《教育杂志》第17卷第9号，年9月，第4—5页。参阅殷芝芳：《本校周年大事记》，《国大周年纪念特刊》，年10月，第5—6页。
[16]江亢虎的经历、思想，颇为复杂。梁漱溟评论他是“有胆有识，可无品行”，“好投机，出风头”。（梁漱溟口述，白吉庵撰著：《梁漱溟访谈录》，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44—45页）细致的研究，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四分册，北京：中华书局，年，第1—7页；吴相湘：《江亢虎与中国社会党》，《民国政治人物》，北京：东方出版社，年，第—页。
[17]《论新发现的复辟叛迹》《为复辟文件而生之忧虑》，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上卷，第19—22页。原载《民国日报》年8月7日、18日。
[18]楚女：《反抗五卅惨杀运动中所见的阶级斗争》，《中国青年》第4卷第86期，年8月1日，第页。
[19]秋白：《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第页。原载《向导周报》第期，年6月22日。
[20]仲雯：《复辟奏折中之中国知识阶级》，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上卷，第28—30页。原载《中国学生周刊》第4期，年8月25日。仲雯，即刘昌群。
[21]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弁言》，第1—2页。
[22]胡朴安：《南大去江之经过及我个人之意见》，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下卷，第23页。
[23]公展：《论南大否认江亢虎长校事》，上海南方大学学生会编印：《江亢虎阴谋复辟及南大驱江运动纪实》下卷，第30页。原载《商报》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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