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条新闻火了，达州一16岁少年街头招生，自称“国际专业要钱”，接受过“专业乞讨”训练，月收入数千元，“绝对比你们正常人上班的工资高”……他还说，收徒为壮大队伍“企业化管理”，只收留守或单亲家庭的孩子。不少网友感叹：“讨口子也是要技术来支撑的。”其实，乞丐是个众生相，春秋时就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他流落异乡，生活无着，只得乞食于街头，这或许称得上最早的乞丐。不过，伍子胥是因一时所困，并不是与乞讨为生的真正乞丐。
民国时期的“丐帮大本营”
乞丐在老成都还有另一个称呼，就是“讨口子”，口中无食了，当然就只有去讨。想知道一座城市有多贫穷，街头上靠行乞为生的人群也许是最好的参照对象。晚清时期，成都至少有乞丐一万五千人之多，清末城市改革乞丐人数大幅下降，民国初期再度增加。乞丐，在人们眼中，拥有着低下卑贱的社会地位，生活在悲惨世界中。旧时，成都乞丐多集中在东西南北四城门口，这里过往行人和客商多，除了帮人拉车赶马，那就是向人讨要，总有大方的会给出银钱来。而在这四门当中，又尤以东门九眼桥一带和北门城隍庙居多。
乞丐一般被禁止住在城里，每当清晨，城门大开时，他们进城在垃圾堆里觅食，尽量寻找一个帮别人扛重物的活儿。而夜幕降临，他们被迫走出城门，在坟场、河边、桥下等地睡觉。他们饥寒交迫，生不如死，同时得到的是人们的蔑视与厌恶。成都的冬天严寒潮湿，清早的街头，经常有冻死的乞丐，当地人早已见怪不怪。为避免冻死，他们想方设法寻求温暖，一种方式就是聚在小食摊留下的热炭灰周围，小吃摊一般都有用于烹饪的大土炉，晚上打烊以后，小贩们会把炉子留在街边，这时候，附近的乞丐就会一拥而上，争抢热灰，为此不惜大打出手头破血流。
生存是第一要义，在成都形成了一种风俗，无论哪家有大事、婚礼或者葬礼，都会有成群的乞丐上门讨要食物和钱。更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乞丐可以“在每月的第二天和第二十六天向各商家要钱”。店主们把这当成了一种捐税。正所谓同行是冤家，要想在众多的乞丐中脱颖而出要到钱，行乞的技巧便得花样百出。在成都街头有一道“孝子背瞎老母乞讨”独特风景，一个姓李的年轻乞丐，四肢健全手脚伶俐讨不到钱，听了别人的建议，背着一个无人照顾的瞎婆自称是自己的亲妈，摇身一变成为了“孝子”，每天让“母亲”坐在台阶上，一口口喂“母亲”饭食，很多路人带着食物和钱闻风而来，仅仅是为了看一眼为母乞讨的“李孝子”。
很多人都听说过“莲花落”，这是一种流行的乞丐街头表演，在北方称落子，现在叫快板或者快板书。乞丐们凭借着一张巧嘴，时事趣闻轶事喜庆话逗乐子信手拈来，随口唱出一段词文并茂韵律工整的小调，在商铺前把商家大夸一番，赚一些小钱儿维生。乞丐行乞也有很体面的，有一种叫“斯文扫地”，这种乞讨办法最能打动知识分子，年成都有一位失业的英语教师，常在知识界茶客云聚地“二泉茶社”乞讨。
其实，乞丐不仅仅依靠乞讨来维生。约有两成的乞丐“有一两种办法谋生，乞讨仅仅是为了补充收入的不足”，也就是他们的副业。一些有手艺的乞丐会做一些风车、口哨、木偶之类的玩具，做鸡毛掸子卖给市民，还有一些乞丐在茶馆、小饭馆和鸦片馆收集烟头卖给烟草小贩。20年代东大街周围的饭馆里，有一个乞丐被人戏谑的称为“风师”，发明了一种“卖风”的营生，他带着几个孩子，靠夏天里在饭馆给顾客打扇扇风糊口赚钱。而一些年轻乞丐，“在街头行进的队伍里，给知县和省府要员的随从扛旗”，无论红白喜事“前面总有一只很脏的小乞丐队伍，他们穿红戴绿，或其他引人注目的颜色，头上戴着奇怪的锥形帽子。”更是成为了当地一个稀奇的场景。
乞丐常常从属于一个三五十人的集团，是谓“丐帮”，这些乞丐组织得到成都地方行政长官所承认，并向当局负责监视乞丐的行为。乞丐头被称为帮主，帮主们通常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处事经验丰富。当时有一个丐头叫刘永培，管着三义庙、炮场坝、中山街、大墙西街、永靖街一带，特点是有自己的名片，上书“三、炮、中、大、永更夫”，背面列举了他的兼职：挖坑、埋尸、找私生子、埋死婴、在有女人生孩子的公共厕所门上挂布帘以及其他事项。他比有些官员还忙碌，甚至还得委托手下做助手，活得有滋有味。
像他这类的乞丐在乞讨和自由劳动者之间的灰色地带生存，提供一些正常职业所触及不到的特殊社会服务。当时的成都就像上海一样，乞讨已经成为一种都市职业。有组织的乞丐甚至敢于挑战当地有权势者，年，一群乞丐闯进了一个川军师长的寿宴，上演了一出现实生活中的“群仙拜寿”喜剧，这个师长为了庆祝自己的五十大寿，张灯结彩广邀贵宾，突然来了二三百乞丐，还有拖儿带女的女人，举着一块写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红布寿幅。在喜庆的寿宴上，师长的武装警卫队也无法向这群贱宾动武，无奈，在副官答应了送20挑残汤剩饭、两罐白酒、每人文铜元之后，这群不速之客才兴冲冲的撤走。
据《成都大词典》载，当时成都的乞丐就以温宾和另一个人最为有名。据说温宾原是当兵出身，后因腿脚残了，成了个“铁拐李”，但这人走南闯北见过世面，有组织能力，做事干脆又狠，不久便收服众丐，被拥立为丐头。其势力范围先在九眼桥一带，后又不断扩展到东大街一线，成为当时成都数一数二的丐帮。
这时温宾已经不再出外勤去讨口了，整天窝在桥洞下的“乞王行宫”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每天自有各乞丐回来交差，哪个讨了什么东西，好吃的，要了好多钱，一一拿出来听候分派，当然，好的东西自然就是丐王享用了。如有隐瞒私吞，轻则打狗棒伺候，重则一顿惩罚后，再赶出丐帮，立马从这地盘上消失。温宾眼睛有毒，两眼一瞪，就会吓得心虚的叫花子浑身打抖，哪还敢私藏东西？不仅如此，据说温头还专门挑选了两个年轻的女讨口子陪伴左右，除了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就在行宫里头抽大烟作乐。
上世纪四十年代时，成都一家报馆的记者去专访温头，温头打着呵欠由丐婆娘陪着走出来，虽是穿着不咋个，但是满面红光，那副得意之色，直叫记者暗暗感叹，可见这丐头的日子过得多滋润了。挨到众叫花子回营交了差，温宾一声令下，众叫花子就在河坝上摆起锅儿碗盏开始了晚餐，场面热闹，蔚为壮观。
而北门上的赵烂眼则是另一个丐头，盘踞城隍庙附近，人称伸手大将军。北门是川陕大道，从北入川的京官大员都从这里入城，这一带的街面相对好一些，当然，叫花子也要有点“档次”。赵烂眼嘴巴会说，还会打莲花落，常常说得众人眉开眼笑，主动给钱。他还现身说法开导众讨口弟子，要人家心甘情愿地给钱，这才是本事。赵烂眼的丐帮虽不如东门的温宾大，但北门一带也统归他管，触角甚至伸到了北门外的青龙场。
周善培
周善培掌管成都警察局时，认为众多的乞丐有损成都形象，于是报批总督锡良，于年在四城门设立了乞丐工厂，把乞丐游民强行收进工厂，叫他们做工学编织，或者派往各公所做杂活，按收入的比例给个人存款，三个月期满后，再把这笔钱发给他们，叫他们做小生意，自谋生路。但好多乞丐都懒于做事，偷跑出来重操旧业。警察就想了个办法，把进厂的乞丐剪了辫子，前面留一撮头发，见到这类人在街上游荡，就抓回去继续改造。当时有人还写诗说：乞丐人多数锦城，厂中教养课功程。从今不唱莲花落，免得街头犬吠声。
以前的乞丐和现在的乞丐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以前都是以乞讨为生，也就是好吃懒做，而现在的乞丐多以此为业，作为一种赚钱的行当。比如以前昭觉寺汽车站有一个姓袁的大爷，每天陪着又聋又哑又瞎的老太婆在这里要钱，说是儿女不管，他们生活无作，他们的不幸自然引来众人的同情心。而实际上，老俩口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在附近还修起了三层楼房出租。记者突然到访，此时的袁大爷是一身唐装，正在小酌慢饮，儿孙满堂，谁又晓得他们的另外一个乞丐身份呢？
参考资料：《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成都晚报
图片摘自：SOSO百科
主笔：徐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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