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仁
六、只有麦当劳矿泉水的研讨会
赵瑜和马俊仁终于彼此关机
我把时光再倒回几天。《马家军调查》刚刚在《北京青年报》选载，我便通过邻居陈国华向《北京青年报》头头转达，建议共同发起开一个中型座谈会，也算新闻发布会或研讨会吧。陈国华曾在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工作，也算是我的先后同事了。更重要的是他女儿和我女儿同校，他们夫妇接送孩子时常把我孩子捎上，省去了我不少麻烦，他们的热心肠也为大院里的人们称道。因此，我有什么文学界的讯息往往首先向他通报。 《北京青年报》很痛快地答应了。5月11日下午，我和萧立军驱车前往报社，同主事的“北青报”副总编辑何平平和部门主任何小娜商谈一些座谈会细节，确定时间、地点、邀请人员、记者名单，并做了分工，哪些人由他们通知，哪些人由我们通知。 尽管我们没在那儿喝上一口水，但事情还是顺顺当当。 辽宁省体委的原主任、党组书记、现任辽宁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阎福君，那两天正好在北京。他读完了《马家军调查》，并且写了一篇七八千字的读后感，是一篇有理论有思辨色彩、有反思和批判精神的情理交融的发言稿，并且在开头便作了沉重的自我批评，为他在任时没有很好关心那些身心受到摧残的孩子而感到内疚。整个发言是一篇从马家军扩展到整个竞技体育的很有水平很冷静的文章。 我们自然邀请阎福君。我们还以快件方式，同时发出了对崔大林、马俊仁的邀请，措辞相当恳切。对王军霞的邀请自不必说。我们有一种良好的愿望，也可称作一种策划：把他们请到一张桌旁坐下，王军霞这个懂事的孩子会讲几句马导永远是我老师，只希望他反思一些事情;而她现在回想起来兵变时她的做法也有些不妥……如果马俊仁也能做些自我批评的话，哪怕只一句两句，马俊仁的威信便会倍增，他更不愧是一个英雄。这样一个马、王、阎、崔会面的大团圆格局，不也是体育界一条大新闻吗？ 这是《中国作家》一群书生闭门生出来的善良愿望。 阎福君表示：如马俊仁来，他就不参加了。 王军霞表示：如果马俊仁不来，她也没必要来。 作协副书记陈昌本婉转地对我说：马俊仁就不要请了吧，他那个性格！ 但我们还是痴痴呆呆期期艾艾地请了。于是片片好心纷纷泡汤。 国家体育总局系统请谁？杂志社出面请了写《中国姑娘》的作者鲁光，写了登山题材《辉煌的悲怆》的作者张健，还请了《新体育》副总编辑黄伟。有一部分名单，是何慧娴在5月12日的电话里向我建议的，他们是：熊斗寅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力研体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栾开封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古柏《体育文史》杂志副主任李伯飞中国体育报社会体育部主任卢元镇北京体育大学教授（赵瑜也邀请了卢教授） 何慧娴当时嘱我不要外传。我想，事过境迁，我披露此事不见得是不尊重她吧？倘如此，我只有表示深深的歉意了。 我们自然邀请了何慧娴本人，还有王鼎华。王鼎华出差未归，何慧娴很想来，但可能有所不便。 《中国作家》和《北京青年报》联合通知发出刚一两天，即5月14日或15日，我突然接到《北京青年报》单方面决定退出此活动，这使我们陷入被动，因为新闻界的邀请信是由他们发的。 我后来从陈国华那儿得知是刚刚走马上任的《北京青年报》总编辑拍板的，据说还训了下边一顿。或许这是一种显示谨慎的悬崖勒马的决定？何小娜在电话里则说到赵瑜的一段谈话引起他们头头不满也是一个原因。或许是赵瑜对他们的转载不够满意。其中的是非我想毕竟是不重要的。 《北京青年报》“临阵脱逃”，陈建功很生气，对我说：“小报做派”，听到点风声就怕了。 我们于是紧急磋商，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由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分管）和山西省作家协会立即决定与《中国作家》合办座谈会。 陈建功让我打电话给“北青报”：他们出面邀请的人我们一概不请了，请他们做善后处理。 我们有理由对“北青报”的做法深表遗憾。我们补充做了些邀请，但有的显然来不及了，譬如几家大报文艺部记者本来是可以来几位的，当然，消息发不发，怎么发，是他们的事。 其实，截至5月中旬，据不完全统计发表关于《马家军调查》消息或书评，或开始选载连载的，已有《中华读书报》《北京青年报》《文艺报》《文学报》《报刊文摘》《北京日报》《太原日报》《成都晚报》《新晚报》《羊城晚报》《成都商报》《体育文摘》《体育快报》《生活晨报》《新闻出版报》及北京电视台;另有北京有线电视台、山西电台、山西文艺台已准备播出。显然，这里有好多家大报，不能都说成是小报。 《马家军调查》几成燎原之势。要求转载的电话频频到来。为此我们拟了声明：不得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专摘一些看来耸人听闻的东西，而要求他们全面完整地转载，否则定当追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声明的出发点既是维护马俊仁的声誉，也是维护严肃文学的声誉。 然而，水已经泼出去了，面对许多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小报，你管得了追究得了吗？
5月20日，我接到关于《马家军调查》的第一个电话采访。对方是《沈阳晚报》的记者董世军，他表示不大同意赵瑜的观点倾向，我问他是否读了全文，他说还没有。他说如果有正面歌颂马俊仁的报告文学你们发不发？我说只要真实和艺术水平够当然发。他对我的谈话的报道基本上还符合我的原意，不妨摘录如下：
《中国作家》：目的是为了揭示体育界一种现象 《中国作家》杂志社副主编杨匡满在接受电话采访时，首先承认推出《马家军调查》，需要极大的勇气。他诚恳地说：“马俊仁是英雄，但这并不说明不能揭示他的另一面，我们推出《马家军调查》不是想搞垮马俊仁。至于有无不实之处，我认为《马家军调查》总体上来看没有问题，可能在有的细节上有不同看法。但编辑部不可能去核实每个细节，如有不实之处，作者应该公开更正。”杨匡满显然已了解到辽宁方面的强烈反响，他说：“我们希望辽宁省体委和马俊仁以及广大群众在全面阅读《马家军调查》后，冷静地发表看法，不要受某些媒体转载的部分章节和自立题目炒作的影响。我们已在《文艺报》上发表了郑重声明，各媒体不得转载部分章节，只有经杂志社同意后，才可以转载全文。”杨匡满强调：“我们是想通过马家军这一典型的发展史来展示体育界的一种现象。” 对于辽宁省体委和马俊仁有可能将《中国作家》推上法庭的说法，杨匡满说：“我们不愿上法庭，但我们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我们心里有底，如果打官司对谁都没有好处。” ——转引自《家教博览》
在座谈会之前最后敲定名单的那两天，赵瑜专程回了一趟山西，将有关材料背了一书包到杂志社，其中有：年5月15日王军霞给赵瑜的信，年3月29日马宁宁给赵瑜的信，年3月28日王军霞、吕亿、刘东、马宁宁、吕欧、张林丽、王晓霞、刘莉、张丽荣集体签名给赵瑜的信，她们九人为退队起草的协议书，王军霞的日记，年12月17日王军霞给孙队长的信，队医张琦亲笔开的“保健品”处方，李颖抄录的队友通信、曲云霞与马俊仁的合同协议书草稿，赵瑜整理的部分录音等等。总之除了录音带、兴奋剂药瓶之外，重要的证据都有了。我当即让杂志社复印一份留底，并指出封入保险箱。 应何慧娴要求，我也携带了几份主要材料去体委给何慧娴过目。我说了八个字“证据确凿，笔下留情”。我给陈建功也讲述了同样的意思。 我还感觉到，赵瑜的确不简单。从他采访的第一天起，就做了若干年后上法庭打官司的最坏的准备。他那些录音带还没亮出来呢，但《马家军调查》的严密与真实已毋庸置疑。 第2天（5月21日），座谈会在东土城路中国作家协会十楼多功能厅召开，许多手中无请柬的记者被挡在门外。董世军坐夜车赶到，我杂志社工作人员听说是辽宁来的，更不放入。我问明他是董世军，破例请他进来。 座谈会的名称最终定为“《马家军调查》交流研讨会”，我刊起草的新闻稿这样写道：
人们对20世纪末期中国产生马家军这样一支团队发生极大的兴趣，人们一直 这份新闻稿可以看作是编辑部的发言，也是一种引导。我们期望一种学术的理论的文化的探讨。从未想到要揭露谁埋汰谁，更未想到引出了一个比窦娥还要冤的人。 有关5月21日研讨会的报道已有许多，以《文艺报》为最详。发出邀请信60封，实到80人。这大概也是史无前例的文学研讨会了。 我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感到最强烈的是一种学术的气氛，这跟与会者多是文学、体育学、社会学、新闻学等部门的专家、博士、教授有关。热烈的发言里充满了冷静的透析，连若干争论也都是视角不同的评判，也都洋溢着朋友间的笑意。作为主持人，我记忆最深的一点是不断地限制发言时间和鼓励那些对《马家军调查》持批评态度的意见。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的施勇祥、陈建功、高洪波、金坚范、吉狄马加到会。我请施勇祥讲，施说：建功你就代表吧！于是陈建功代表书记处，对会议对赵瑜表示了祝贺，但发言本身还是只代表他个人。建功的谈话后来广为传播;迟到的高洪波也做了五分钟发言，我给他限时使他未能展开。 远道来的山西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不代的讲话作为压轴，他以山西出了老赵（树理）和小赵（赵瑜）这样两位为人民代言的作家感到骄傲。将赵瑜和赵树理并提并予比较，这是很新鲜的，这是否抬高了赵瑜当然可以讨论。 由于发言踊跃，研讨会不得不推迟了40分钟，最后在麦当劳和矿泉水的品尝中结束。 赵瑜在会末的发言没有任何激动的情绪。他除了向编辑、向两年来关心鼓励他的人表示感谢之外，也说到自己某些疏忽，例如老马对运动员有粗暴严厉的一面。但不是天天天打人，老马也有爱心的一面，书里注意不多，写得不够。老马也曾为了保护队员不受小流氓欺负动过真格的，老马撕乳罩也有运动生理学的原因可以解释等等，为此他向老马表示歉意。 然而这些真诚又小心翼翼的歉意，无法使得已经狂怒起来的马俊仁冷静下来了。连赵瑜做马大嫂的工作也被马俊仁认为“要挟我和老伴”，于是这一对朋友终于彼此关机了。
七、西园寺说：大松博文90年代要上法庭
波音宽体客机从首都机场起飞。我的同行者有韩静霆、陈喜儒两位先生和李天芳、央珍两位女士。 昨天已有作家协会的同事送给我今日集团打算状告《中国作家》的消息，还打趣说我日本之行能否走得成。 还有人跟我开玩笑：官司打起来你就留在日本别回来了。 陈喜儒先生坐我旁边，他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兼翻译，但他访日已20余次，而我们其余四人皆是第一次访日，所以连团长都得听他调遣，他是实际上的秘书长或可说“影子团长”。 陈喜儒也同我开玩笑：正打着官司你走了，你心里踏不踏实？ 我笑。说实在的，《马家军调查》如此轰动我并未多么激动，真要引来官司我也不会多么紧张。有一点我心里清楚：我们从来出于一个文学工作者的良心和善意，从未想到去伤害马俊仁或书中出现的任何人物。要打官司就打吧，《中国作家》除了一座简易的工棚，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你至多让我们都下岗，大不了杂志社关门由推土机来铲平，你还能叫我们一个个家破人亡？你还能封杀我们这样一份国家级文学刊物？
成田机场。迎接我们的是日中友协东京都秘书长谷川先生和野寺美嘉子小姐。寒暄过后，我个人便提出，我想在日本期间见见我北大时的老同学西园寺一晃。 其实我同西园寺一晃一点不熟，他在经济系，我在中文系，而且不是一个年级，没有一起上过公共课。我们只是在一次全校的乒乓球赛中交手，我以一比二败北，他的斯文秀气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文革”中我多次见到他的父亲，也即周恩来的老朋友西园寺公一。这位慈眉善目的日本老人同样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曾向他问起一晃的情况，老人听说我是一晃的同学非常高兴。 我是带着一种怀旧的心情想见西园寺一晃的。恰巧一晃现在是日中友协的副会长，他在《朝日新闻》社任职。 我想同西园寺一晃谈谈大松博文。大松博文率领贝塚女排连胜余场，当年仅苏联女排赢过他们两局，中国女排赢过他们一局。大松以严酷和实行极限训练著称，打骂队员乃家常便饭，因此被称作“魔鬼大松”，而贝塚队也被称为“东洋魔女”。周恩来于年邀请大松来华训练中国女排，肯定大松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但周恩来也给大松一个明确限制：不能打骂队员。 我当时想，这也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 不知如今的日本人民对当年的大松怎么看。我想，这同马家军不无关系。 西园寺一晃在电话里称我“老杨”，他的普通话比我还要纯。 在新宿的豪华饭店CENTURY，一晃依然文雅和秀气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们整整34年没见了，记忆的闸门居然一下子打开了。 我们谈燕园的春天，谈当年那张墨绿色的球桌;我们谈周恩来邓颖超，一晃向我介绍了他父亲年同周恩来的最后一次，也是单独两人的见面，周恩来对他父亲说，我没法保护你了，你回日本去吧…… 话题转到大松博文和马家军。 我说：中国最近有一本写马家军的书很轰动。 一晃说：日本人叫他“马军团”，很有名。 我说：马家军的影响超过了当年的大松博文，马俊仁训练之严酷也超过了大松博文。 一晃说：大松在六十年代那样做可以，在九十年代就要上法庭。 我一怔。我若有所悟。我不能不联想到马俊仁。我理解了西园寺一晃的意思;时间将是最好的裁判。
八、中央的 来不及回味半个月日本之行的种种滋味，我马上被“马家军”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所包围。我的家人已在我书桌上放了许多剪报。第二天我本可以休息一天再去上班，听说章仲锷因病住进北医六院，我便不敢怠慢，早早地到了沙滩办公室。 我的书包里放着家里带的剪报，又让杂志社的人给我把半个月来关于《马家军调查》的种种反应统统给我找来。我用两个小时全部浏览了一遍。 总体印象是：马俊仁的四轮马车挣脱了赵瑜的苦拽苦拦，终于冲下坡来，怒不可遏地全面反攻了；而在辽宁，尤其是在大连，则颇有点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苗头，自然是声援他们引以为骄傲的儿子的；大江南北的各种小报竞相炒作，推波助澜，而几乎所有的大报一律缄默；唯有许多知识界人士的谈话或文章冷静和精辟，透露着他们各自理性的思考，既不完全相同，也不完全相左。 可以说，事情正在起变化。我们在5月21日“交流研讨会”上定的“文学的、学术的”调子已被大大突破，《马家军调查》迅速成为年中国初夏全社会的热点。而且这种热点渐渐带上了火药味，或许是马俊仁那种地缘性格的驱使。 《中国作家》第4期即将付印，第4期将在醒目位置全文发表阎福君的书面发言，王军霞给赵瑜的信和5月21日“交流研讨会”的详尽纪要。无疑，书商和小报又会据此掀起新一轮高潮。在我赴日之前，不少书商就来问：下一期还有什么：最好还有关于马家军的。真要那样，《中国作家》肯定又“火一把”，但编辑方针就要变味了。 主持第4期编务的社委会成员杨志广问我怎么办。 我说：有关马家军的稿子全部抽下不发。 我还说：我已浏览了最近的报纸，我感到这是两种文化两种观念的冲突，短期内争不清楚也不会有结果。我还感到有点“文革”中两派的味道了。辽宁下岗工人那么多，辽宁足球不行了，辽宁又把全运会总分第一丢了，辽宁就剩马家军这个宝贝儿子了。这种情绪也能理解。辽宁这地方堆满了干柴，不那么好碰的。再则，马俊仁毕竟是可以通天的人物。 与此同时，一家港刊来电要求转载，我和萧立军商量了一下，坚决拒绝了。 就这样，我们率先跳出圈子，单方面“停止核试验。” 果然，十点刚过，陈建功来电让我去一趟。社委会还有谁？也一起来。建功还说了冷处理的意思。 章仲锷住院，萧立军不在，杨志广编务正紧脱不开身，我和何建明赶到作家协会。 陈昌本和陈建功约见我们，意思是中央领导同志已过问《马家军调查》，国家新闻出版署要求我们下午去汇报情况，要我们准备一下。 陈建功说：我还是回避一下，昌本去吧！ 陈昌本说：我也有份，我表过态。 陈建功说：我的发言见了报，你的没有。 陈昌本说：好吧，匡满跟我一起去。 电梯间口，建功跟我说：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辞职。 中午时分我紧张地拟了四条汇报提纲，匆匆小憩，说实在，半个月紧张的出访没有得到休整，我已疲惫不堪。2点，我早早在东四南大街国家新闻出版署门口等昌本。昌本叮嘱了我一句：这样敏感尖锐的选题没有报告，要检讨一句。当时要向体委送审，体委也不会不让发的。那样在时机的把握和细节的处理上会更稳妥。 昌本的厚道在文学界是公认的，但昌本对体委官员们的情况心态恐怕也只是一种猜测。
听取汇报的是新闻出版署年调至《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的年轻的副署长梁衡。 我见过梁衡多次，都是他在台上，我在台下，并未交谈过。既当政府官员又是著名散文作家，梁衡是结合得较好的。文坛已有南余（秋雨）北梁（衡）之说，我觉未必妥帖。但梁衡散文的大气和凝重，不以材料猎奇而以思想的深入浅出见长，无论叙事抒情或议论，分寸都掌握较好。梁衡的散文可以入选中学课本，也可为高级知识分子赏读，应当说，这是挺不简单的。 在梁衡宽大而简朴的办公室，梁衡先问我：杨匡汉是你哥是你弟？ 我则说了不久前读他的《大有大无周恩来》的感想。 可见双方心仪已久。梁衡后来对我的一位朋友说：没想到跟匡满的第一次会面是在这种背景下。我理解其中的意思是：我犯了某种错误来向他做汇报和解释。 汇报正式开始。出版署还有两位工作人员在旁记录。我谈了四点： 一、《马家军调查》从来稿至发表的经过。 二、我们组织交流研讨会的目的是防止小报误导，参加座谈的人员多是作家、评论家、体育界及社会学界的专家教授。 三、我们已做冷处理，不再加印，不再续发关于《马家军调查》反应的文章或消息，不让港刊转载。 四、已发现有大量盗版。 遵照昌本的意见，我做了一句检讨。 梁衡听得很细。他逐一问参加两次讨论会的都是些什么人，他说他还没来得及读作品，他也认识赵瑜（梁衡曾在山西当记者）。 梁衡向昌本出示了一份有朱镕基、李瑞环、李岚清指示的文件，我想，那便是辽宁省向中央的告状信了。尽管我就坐在昌本旁边，但意识到组织纪律，我目不斜视，没去看那份文件。 但新华社常跑政治局常委的高级记者朱幼棣第二天一早主动给我办公室去电，告诉了我批示中的一句批评性的话：“社会效果不好。”而体委何慧娴告诉我：批示基本上是中性的，要求严肃处理、冷处理，也没说怎么处理、处理谁。 对于中央领导的批示，我是完全有思想准备也是完全拥护的，并且已经着手采取了措施。经过“文革”动乱，经过人生的坎坎坷坷，我深知“稳定”一词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国情是复杂的，读者的层面、心理情绪是复杂的，如果都是座谈会上的谦谦君子和学者，争得面红耳赤也无所谓。 陈昌本也谈了几句，意思是我们考虑文学效果多些、考虑社会效果少些。 梁衡说了这样的意思：一部这样带新闻性的作品，在时机的把握上要非常注意。有的，也许永远不说。比如徐泓是我老同学，她写周恩来从前的恋人的通讯就不该发。在社会效果的把握上，应当说作家不如记者，记者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发。老马（俊仁）的问题，让体委收拾去，你们作家收拾干吗。 说到盗版，梁衡说，《我的父亲邓小平》都有盗印的。你们究竟印多少，销完了没有？别把你们砸进去。 十来天后我赶到锦州参加梁衡散文的研讨会，在餐桌上梁衡很客气地提示我：可以发的东西很多，主编主要考虑的是哪些东西不能发。 末了，梁衡要我们写一份书面的报告马上报来，说李岚清明天下午要到新闻出版署视察工作，说不定会问起此事。 起草报告的任务自然落到我头上。我是这样写的：
《马家军调查》发表经过
新闻出版署： 年上半年，山西作家赵瑜将40万字的《告别辉煌——马家军悲剧纪实》送来我编辑部。当时的一位副主编初看了部分篇章后，感到是一部难得的翔实又有分量的纪实作品，可涉及一些复杂敏感的问题，于是稿子在编辑部压了一年半时间，舍不得退又不好发。 年末，赵瑜来编辑部要求取走稿子，负责二编室的一位社委说别忙，他看看再说。他看后力主全文发表，只删掉第14章，即《药魔重创马家军》。随即，杂志社的五名社委传阅此稿，并专门开会集体讨论处理办法。 五人最后一致的意见是：这是一部近年来在文学界难得的力作，作家自费在马家军营地呆了50天，采访非常细致深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素材，立体地写了一部马家军的生动历史，对马俊仁这个有明显缺点的英雄人物的评价较客观。看得出作者的善意。但删掉第14章还不行，其他章还有许多处明显或暗示性的句段涉及敏感问题，那其实也是马家军年底兵变的主要原因，而这些也是需要改掉的。 再则，我们总的出发点是为马家军补台，希望他再为国家争光，因此，光是写到兵变，以悲剧结尾不好，况且马家军在“八运会”上已重新崛起。也因此，要求作者第二次采访，重点补写了马俊仁汲取教训重铸辉煌的一章。 作者完全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于年春节后重访马家军补写了最后一章，并应我们要求，削弱了对马俊仁的一些批评的议论。 为慎重起见，我们邀请了雷达等在京有影响的部分文学批评家、编辑家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他们一致肯定这部作品，认为这是近年有突破的报告文学佳作，展现了马家军一批人物，特别是马俊仁这个有缺点的民族英雄的丰富性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对中国竞技体育深层次的改革有很多启示。 要说明的是他们看到的还仅是原稿的副本。大家一致认为删去某些章节完全可以发表。此时全稿开始电脑录入。差不多同时（两会开完不久），体委宣传司长和伍绍祖同志本人亲自给副主编杨匡满来电，问及《马家军调查》一稿，说如要发表，一定要删掉有关国际上敏感的内容，至于其他，作家有写作自由。他们还谈到马俊仁的人品，伍绍祖希望有些事还可以写内参。 我们向伍绍祖表示一定会从国家利益考虑，敏感的章节包括暗示性语句删得干干净净。 三校过程中，中国作家杂志共有八九人次通读全书，以保证出版质量，也防止敏感问题泄漏出去。 最后定名《马家军调查》。4月底样书出来，5月1日《北京青年报》率先摘载了一版。5月初分送体委领导和作协领导。鉴于一些小报陆续开始炒作，许多是掐头去尾，耸人听闻，不利于读者全面评价马俊仁和这部作品，也有违于作家和编辑部的初衷，我们决定于5月19日开一个高层次的座谈会，作协创联部和山西作协共同作为发起单位。邀请文学界、体育界、新闻界、社会学界等60多位人士出席，实际与会80人，多为专家学者、教授。体委与会者名单为宣传司推荐。
《马家军调查》一事产生如此强烈反应，引起众多读者两种不同意见对峙，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于今检讨，涉及马俊仁这样有影响有争议的人物，我们应多从可能的社会效果考虑，并应将清样送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审查，以把握分寸和时机。 《马家军调查》一书我们初印仅2万册，后应读者需要加印至10万册，现早已售罄，现市场上的多是盗版书。5月底，我们撤回软片不再加印。 以上情况有何不当，请示。中国作家杂志社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
我之所以引用全文，是因为送作协的报告也基本如此;后来由作协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或许都是依据我这个“原始件”的。我不敢也不会在报告中有欺妄之举。只有一点，坦白地说我没说实话，这就是印数。这也是杂志社同事们反复叮嘱的。具体印数当超过此数，但已难核对，真正可查的单子也就是几万册。杂志社真正得利的也就十万册左右。我们两次加印，书商加印，听说印刷厂自己也加印，还有十几个不同的盗版本的印数……保守的估计总数在百万册以上。这段时间我在北京、辽宁等地逢书摊便见《马家军调查》，十来处书摊上我只发现一处是卖正版的。
九、恐吓或赞美：两种观点竟如此对立
一部文学作品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争议双方的观点如此对立，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原先曾考虑到会有不同意见，但出现“必欲杀之”这样极端的言论，多少叫我吃惊。
6月中旬是一个高潮。当时编辑部一共两部外线电话，铃声竟日不断，信件也纷至沓来。 电话和信分两类：一类是批评刊物编校质量如此之低，错字如此之多，大大损害《中国作家》刊物形象，“你这个主编是怎么当的。”一听便知是因为盗版。深圳、上海、浙江、北京、湖南盗版本多有发现。起初我还真的认真回了三四封信，说明情况，请他向当地工商部门反映。后来不胜其烦，也就放弃了，下一期刊物找个空白处补个声明就是了。有的读者还真负责，把盗版书寄到了杂志社。 我们共收到六种不同样的盗版的《中国作家》，据赵瑜说他那儿的盗版杂志有十种以上。有的用纸较薄较差，有的图像模糊不清，但均属于直接照相制版，文字还是清楚的，并无差错，这就很是给了我们面子也对得起读者了;最可恶的一种是重新录入排版却不校对，错别字连篇，多到一页数十处错，甚至人名弄错都不去校正，例如王军霞成了“玉军霞”，阎福君成了“国福君”，甚至错得谁都读不懂;最可笑的一种是把我刊忽略的，也是从未出现过的错误更正了，如卷首语起首第一行，我刊空了四个字，格式上错了，应空两字，盗版本恰恰把这一点改正了;于是不必往下看，这是确定无疑的盗版了！ 更多的电话和信件是针对《马家军调查》的内容和它的作者的。 责骂的电话绝大部分是北方口音，尤其是东北口音：马俊仁为国家争了光，你们还要糟践他，埋汰他，什么玩意儿！骂两句娘，“我巴不得你们都死！”电话挂了。 我接到过一个大连来电，自称是机关干部，这是我接到的较客气的一个电话。电话批《中国作家》这样有影响的刊物没有把好关，对马俊仁的缺点，怎么说、什么时候说应该斟酌;即使这部作品总体上说是真实的，但有几处不实的地方也不能允许，只要起诉，让你赵瑜几辈子都赔不起。对方比较讲理，我也就很耐心地倾听，欢迎他的不同意见，偶尔与他讨论。但他接着说：“赵瑜他不就是要钱嘛，我们可以给他凑。我们这儿有人要买赵瑜的人头，我也愿意出一份。”我在电话这一边苦笑，问他多大了，不是“红卫兵”年代了，劝他最好通过法律，不要冲动。这次电话长达四十分钟，中间还有女性插话，也较客气，想必对方是在机关里用公款打的。 东北的一位读者在给赵瑜的一封信中，通篇是骂“狗日的”“卑鄙的东西”“不争气不要脸”“你妈”之类。仅有一段“你想想看，仅仅因为你一篇文章，中国少了多少个世界冠军……而你干了什么，你的文章为中国争得了什么，仅仅为了得稿费……” 山东一位军队文学爱好者表示他一直很尊重《中国作家》“这样严肃的权威的文学刊物，如今发表如此不严肃的作品，以后就同它再见了。” 全国政协一位从笔迹看上去是位老先生的信颇有代表性，兹披露如下：
×××、×××主编： 海内外华人引以为骄傲的民族英雄马俊仁和马家军在赵瑜的笔下成了“丑恶的中国人”，你们发表这样的作品是何居心？！你们同世界上那些敌视、歧视、丑化中国人的人有何两样？！你们这样做代表得了中国作家协会吗？你们这样做同民族败类有何两样？！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年6月1日
我自己曾在国务院侨办系统工作多年，我深为这位老人的爱国心所动，也理解他的心情。我几次想提笔给他回信，终不知从何说起。但我其中肯定要说的一句话是：我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有一封恐吓信来自大连，大意是赵瑜和《中国作家》从此别想过安生日子。恐吓的口气颇带乡土色彩。 最值得玩味的一封恐吓信来自汕头，信中并未给马俊仁多少辩护，却说你今天调查马家军，下次是否再来胡耀邦调查赵紫阳调查（这使读信的人莫名其妙）？声称要先杀赵（瑜）杨（匡满）章（仲锷）萧（责任编辑萧立军），再杀作协体委的一二把手，再杀中国田径协会的头头。“明年的十月一日将是你们的忌日”“我们将运用你们意想不到的高科技手段”。 读罢此信我哑然失笑，除开一些叫人困惑的思路，它显示了广东人的实力和幽默，因而连恐吓都带点“港味”。十月一日已过，所有被恐吓者安然无恙，我很想有机会同这些恶作剧者一起吃一次早茶。 还有可气的，有人怀疑甚至断言《中国作家》杂志受了谁的贿赂。对此我禁不住哈哈大笑，然后不礼貌地挂断电话。我想同他辩论下去毫无意义。 综上所述，反对《马家军调查》，为马俊仁打抱不平的，我不敢说他们不动脑筋，不多加思索，但我以为大体都是这种感性的、冲动型的方式。
我嘱咐把其中的一部分上交有关部门备案，也只好听其自然冷却。 还是陈昌本有经验，他在越是写信恐吓的越是不会动真的。 不过我还是在6月15日杂志社的全体会上说：我们一方面要文明地对待不同意见，他骂几句，别跟他顶撞，这是两种不同观念、不同文化的冲突，目前争下去不会有结果;同时大家也小心一点，不认识的人，不能告诉编辑部人的家庭电话和地址，要以防万一。《马家军调查》一书可说基本尘埃落定，中央有所批评“社会效果不好”，我们要服从中央决定，冷下来，把精力放在抓好稿子上…… 可以说，《中国作家》这一头自5月末起偃旗息鼓冷下来，辽宁大连那一头正上劲升温。马俊仁气得晕倒住院，引来一连串戏剧性的场面。马家军新队员们为马导鸣冤叫屈，大连市医院慰问，随后又现场办公给一百万，大连市企业家联袂声援马俊仁，大连市上空出现“还我公道”之气球标语，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也探望马俊仁……马俊仁发表《我的心里话》，自喻“比窦娥还冤”…… 而各种小报根据他们的风向判断开始推波助澜，一时间使赵瑜、《中国作家》似乎陷入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局面。 然而我必须要说的是，即使在辽宁、在大连，也完全是两种声音。 大连市委机关报《大连日报》的一位编辑在给章仲锷的信中说：此事在报社内也是两种意见，支持市领导的人多对《马家军调查》持批评态度，他本人觉得以前的报纸是介绍了一个新闻的马俊仁，作为世界冠军的马俊仁，而赵瑜的《马家军调查》是写了一个文学的马俊仁，真实的马俊仁。 章仲锷即将此信复印并送陈昌本同志参考。 继5月25日发表《马俊仁的心里话》之后，5月29日的《大连日报》周末版又集中刊登了可说是“声讨”赵瑜的几篇通讯：《老马别倒下》《大学校园里的座谈：〈马家军调查〉让人吃惊》《企业家聚会联手慰问马俊仁》及署名董艳梅的《队员们的一封信》。 很快，《中国作家》接连收到素不相识的读者来信，信中附有《大连日报》的剪样。
编辑同志： 医院里写的读后感剪给您们，供作参加（笔者注：考字之误），在大连市民中，一部分未读此书的人在盲目地骂你们。绝大多数人是持相反的态度。我认为，到一定程度后，作者应该有个回击，以正视听……” ××× 年5月26日
编辑同志： 今捎上《马家军调查》出版后的新动向，这些动向必先在大连得到反应，这一版中所谓《大学校园里的座谈》并非大学生，其中除了一名文联的编辑外，其余全是有目的找来的“杂拌儿”，有2名报社的编辑，口径一致，似乎拿冠军的人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这是中国的悲哀。 望转告赵瑜，要坐得住，做好应战的准备，敢于在黑暗的天幕上捅出个窟窿的人，必是当代的英雄，推着历史车轮前进。让皇权主义见鬼去吧！ 有什么委托，可来电话。 单位××××××; 家庭××××××× 胜利属于您们 ××× 年5月29日
我无法去核查《大连日报》那条消息的真伪，尽管比起核实中国足球的假球假哨或许来得容易些。但至少可以证明一点，即《大连日报》作为机关报的鲜明的导向。我们原来没有向马俊仁“挑战”或“应战”的念头，也没把那些消息作为“动向”，因此，也没同这位热心支持我们的读者联系，这里还得请他原谅。 献身于辽宁足球和中国体坛实业多年的张桐坡先生应该是辽宁体育界的名人了，他在北京约见我的时候说：毛泽东可以三七开，马俊仁怎么就不能三七开？马俊仁那些事在体委大院里哪个不清楚？ 张桐坡先生还从文化现象上分析了马家军的兴衰。 哈医院的一位老医生，给赵瑜写了一封公开信。
赵瑜同志：您好！ 看了您的《马家军调查》一文，我认为是一篇好作品，既写出了中华民族的气魄，又写出了马俊仁的硬骨头，澎（抨）击了崇洋媚外的奴才相，又歌颂王军霞的民族精神，给读者新的启迪。好啊！应早日成书。 赵瑜同志，请不要自馁，对自己的成功之作，要充满信心，至于马俊仁教练，一时想不开是可以理解的，将来他会由衷地感谢您的……罗贯中写“三国”诸葛亮才成古今名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绝代才子。如孔明在天有灵，他会深深地谢谢罗贯中老先生的大手笔！蒲松龄写《聊斋》是何等的艰苦，当时被贬一文不值，而今却成了举世无双的伟大著作。为此我劝您要顶住暂时的铜臭飞腾之风，要高风亮节地对待现实。 作为一个人，尤其是文人要时时笑对人生，哪怕水深火热，山高险阻都应坚强的闯过去！祝 您在写作大道上永攀高峰！ 古稀老头韩××
韩老先生对《马家军调查》的评价，同《大连日报》编者按所称“无论文学性、思想性均算不得上乘”相比，不啻天上地下。我想，这也只能有待于漫长的岁月和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做评判了。因为我们的后人不会再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某些偏见。 南京的一位读者来了这样一张明信片——
章（仲锷）杨（匡满）先生： 中国作家杂志敢冒风险出版《马家军调查》一书，说明贵社是我国文学的脊梁。我们为贵社的精神而由衷地敬佩，您们是中华民族文学的希望。 南京水泥设计院张×× 年6月13日
这位读者的褒扬使我愧不敢当，类似的信和电话倒也还有。就深度而言，他们比不上那些学者型的专家们的思考和辨析，但他们都是和马俊仁或赵瑜毫无瓜葛的，站在客观的第三者的立场上说话的。他们也都是以民族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或许他们的爱国热情并不比政协的那位老先生逊色多少。问题在于，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长远的爱国主义？深层的爱国主义？鲁迅解剖阿Q的性格算不算爱国主义，揭示历史造成的我们民族劣根性的一面算不算爱国主义？“家丑不可外扬”，似乎天经地义，但家丑毕竟不是家美，家丑终究要被抛弃，而且越快越彻底越好。
一个既珍惜传统又懂得反思的民族才是大有希望的民族。西德总理勃兰特跪在犹太人纪念碑前赎罪，德国民族因此赢得世界的尊敬;日本政要还在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在世界尤其是亚洲人心中的恶劣形象至今未能改变。中华民族历尽艰辛，素以勤劳、刻苦、智慧、忍耐著称。但几千年封建社会也在她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疤痕。毛泽东说得对：无数先烈，为着革命的胜利，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我们还有什么缺点，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抛弃吗？
在谈到读者反应的时候，我还不能不提到我的两位朋友。一位是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将军，另一位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制片人程志明。 贺捷生说她是连夜看《马家军调查》，从一点到三点，又从三点到天亮。马俊仁这个人写得太生动太可爱了，这才是一个英雄丰富的性格。 程志明的看法也相类似。由于他的特殊身份，相信他应该是和马俊仁有过接触的。程志明说，以前认识的是作为世界冠军教练的马俊仁，现在认识的才是活生生的真实的马俊仁，读了《马家军调查》，他觉得马俊仁非常可爱。 至此，我不必再一一列举大量的来信来电，可以回到本节的开头，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部文学作品引起千百万人如此五彩缤纷的意见、五味杂陈的情绪，实实在在也是文学史上的一道风景、一个奇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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