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立民
编辑：王 珏
我“认识”鸿鸣兄较早，准确说是年。那年，我还在师范读书。由于喜欢诗，就订阅了一些文学期刊，其中有一本是《当代诗歌》，现在仍记得当时的主编是阿红。在年（忘记是第几期了）的《当代诗歌》里，读到了《一缕炊烟》，一下就记住了这位叫刘鸿鸣的诗人。十多年前，认识鸿鸣的当时，即刻想起了《一缕炊烟》。《一缕炊烟》，本来是一篇小说的素材，鸿鸣却将其浓缩成韵文了。国庆节前夕，在整理书籍时，翻到了《当代诗歌》，自然，我又一次品味了《一缕炊烟》。优美的文学作品，永远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被湮没，相反，有如陈酿，更让人心醉。这首诗不是很长，在此引出，让我们领略一下25年前鸿鸣的诗情、才情——
老伴死了，
老瓜头的三房儿媳，
谁也不肯留他。
老瓜头在野外搭了一处窝棚。
夏天，
窝棚四周的草地，
变成瓜地。
甜味引来三朵微笑，
甜瓜把她们的嘴，染得甜甜的。
瓜秧也缠住了她们的腿。
深冬，
雪地升起一缕炊烟，
把三房缺钱的儿媳拽去。
她们走进窝棚，
惊讶地看到土炕上还躺着一个老女人，
返身便退了出去。
她们笑了一道，
气了一道。
从此，
老瓜头三房儿媳都骂他老不正经。
我想，商品社会的历史还能有多久，这首诗的艺术魅力就能有多久。
我喜欢鸿鸣的诗，同样喜欢他的散文。这与爱屋及乌无关，是作品的魅力征服了我。
这篇文章由鸿鸣的诗歌谈起，无非就是想表达自己的一种观点：一个执着于文学创作的人，以诗情、诗的灵性垫底，那他的小说也好，散文也罢，一定是灵动的。
我感动于鸿鸣的勤奋。这些年，他不仅在《诗刊》、《诗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草原》……多家报刊发表几百首诗歌，并且还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到目前为止，已结集出版了四本散文集，分别是《远去的帆影》（散文诗）、《梦中的蒙古马》、《对一座雕像的述说》和长篇系列散文《达里巴人手记》。
而《达里巴人手记》，则是本文 惊人的乡村记忆
曾不止一次听别人这样“羡慕”他人的作品：你真有生活。
其实，对于这种“羡慕”，不能说无知，但起码很无聊。哪个人没有生活呢？小说家余华曾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我人生中的任何十五年经历，都够我写一辈子，甚至一辈子也写不完。
关键，是你热不热爱生活，留不留意生活，对生活能否诗意的表达；你能不能具备鸿鸣的记忆——多年后，打开尘封的心门，让曾经所触、所感、所动、所思的事物再现，达到一种对生命的洞悉感悟和豁然开朗，让久远的生活一一复苏。这就是散文创作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作者须攀援的更高境界，也是散文变得厚实有分量的必然之路。
这一点，鸿鸣做到了；而对于某些人，是一生都望尘莫及的。
读鸿鸣的《达里巴人手记》，让我自然而然联系起乡野“寻根文学”的经典，如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张承志的《黑骏马》以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关于城乡交叉地带的描写、莫言关于高密东北乡自己祖辈的生活秘史的讲述、贾平凹表现秦汉文化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表现吴越文化葛川江系列小说、郑万隆表现大兴安岭少数民族生活的“异乡异闻”系列、扎西达娃表现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高原藏民文化心态小说等等。
无疑，描写地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寻根与守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走近吉林省的达里巴，鸿鸣的长篇系列散文是独树一帜的。
在48篇作品里，鸿鸣在寻根文化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独特、大气的诗意表达方式，而且字里行间透着他惊人的乡村记忆。
鸿鸣的系列散文作品既有“生态散文”的内涵，更有“乡土文化”的质地，但归根结底，“文化”是鸿鸣散文的核心。鸿鸣正是出于对地域文化的深切 返璞归真大巧若拙
鸿鸣兄在《达里巴人手记》的题记里说：“实在是应该叫作下里巴人手记，因为我这个下里巴人写不出阳春白雪一类高雅的作品，只能写点儿低俗的小玩意儿。又由于我出生在松花江畔郭尔罗斯草原上一个叫达里巴的地方，写的就是那疙瘩的人和事儿……”这话，实乃鸿鸣的自谦。
不错，是自谦。
粗读鸿鸣的散文，你甚至会这样想，鸿鸣有的文字，居然这么“土”啊？是啊，为什么蝼蛄他偏称“拉拉蛄”；蛾子为什么称“扑棱蛾子”；癞蛤蟆的学名叫蟾蜍，这个常识，起码鸿鸣懂，如果说不通俗，那也该叫癞蛤蟆，可鸿鸣偏偏称之为“癞肌疤子”……类似的方言土语，在整部书里，可谓俯拾皆是。
但请注意，鸿鸣的散文，是不能粗读的。
而且，《达里巴人手记》的文字风格，完全不同于鸿鸣其它的三本散文集。
法国作家布封说过：“一个大作家绝不能只有一颗印章。”在风格的尺度下，每个高明作家的作品，都应该具有独创性，篇篇展开，才彰显出风格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在风格的创新性原则指导下，同一个作家既要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还要表现个人风格的多面性。这就是鸿鸣。
试举散文集《梦中的蒙古马》的《松花江浮石》为例：
不知顺水漂了多远，一群石头，被浪赶上了荒滩。
后浪推着前浪远去了。
石头，开始在水草间产卵安眠。
我捡起一块细看，原来是一块水的骨头，原来是一句浪沫风干的遗言。
大自然沧海桑田漫长的变迁过程，在鸿鸣的笔下，是多么的空灵，多么的有意境，又多么的富有哲理。
这与《达里巴人手记》相比，简直判若两人的文笔。但就是一个人，他就是刘鸿鸣。
完全可以这样说，鸿鸣的《达里巴人手记》不是土，而是纯粹意义是的乡土。鸿鸣自谦为“只能写点儿低俗的小玩意儿”，就如同中国的乡土文学作家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一样。又如赵树理、孙犁，他们形成的“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同样是乡土小说流派。那么，鲁迅作品里的“鲁镇”、“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不就是典型的乡土环境、乡土文化吗？其实，乡土文学的源头，应该追溯到鲁迅的很多作品里。他早期的许多作品如《阿Q正传》、《孔乙己》、《药》、《风波》等都是取材于他的故乡农村的，尤其是《故乡》写闰土的悲惨境遇，映照了中国农村的凋敝、农民生活的困苦，用的是地地道道的乡土文学的笔法。不妨说，鸿鸣的乡土散文在文坛独树一帜，肯定受到鲁迅乡土作品的影响。如果再多说几句，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可谓当代乡土文学的典范。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那么，在我们周围，能把达里巴看透的，目前不也仅仅是刘鸿鸣吗？
不难看出，《达里巴人手记》的用语，有着鸿鸣的殚精竭虑，如前所述，不仅仅是“拉拉蛄”、“扑棱蛾子”、“癞肌疤子”，整部散文系列，凡能用方言土语来述说的，鸿鸣绝不使用所谓的华丽辞藻。如果说，祖国的方言有打捞和抢救的必要，那么，《达里巴人手记》就是一部吉林方言的活词典。
作为从事新闻工作的我，用普通话写作是必然的。但还是觉得，报纸除了领导讲话和要闻外，某些栏目，适当运用方言，会给报纸增添了不少韵味，行文更形象、更生动。作为一般新闻，适当点缀一些鲜活的方言，可增强报纸的亲近性，渗注了“以人为本”的现代传播观。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方言的存在是客观现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规划好普通话与方言的尺度与分寸,文化的多样性并不会威胁主流文化。方言轻松搞笑、生动通俗,同时有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在今天的影视作品和许多文艺作品中,方言的这种独特地域特色被作为一种美学特征和发展策略被不断强化，而地域特色恰好也就是民族特色的重要内容,是文学艺术创作最为深厚的土壤。举例说，二十年前很多人不知道“忽悠”是什么意思，如今这个东北地区的方言词汇一下子走到了祖国的各个角落。而“忽悠”一词简直是太有时代感了。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方言有逐渐被同化的倾向，因此保护方言的意义就更加重要了。在普通话和方言共处的过程中，普通话会逐渐把方言之精华加以吸收并推广。普通话从方言中吸取营养，是个长久的历史过程，你想像多长都不过分。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只要地域文化有生命力，那么方言也就应该有生命力。记得十年前，读过舟戈写的《两代沧桑》，是一部一百三十余万字的四川方言长篇纪实小说。原《成都晚报》副刊主任编辑、主持老成都专版与长篇小说连载的冯至诚读后评价：“这套书干货一捆摞一捆榨秤，好多地方仅是点到为止，而不累牍连篇，使人心慊。各章节处处都有恰到火候的民间语言……犹如一卷二十世纪成都民俗生活世界的清明上河图。确实在打捞传承方言上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或者说，弘扬祖国的方言，鸿鸣功不可没。这也是《达里巴人手记》的重要审美价值。欣赏《达里巴人手记》，如果忽视了这方面，就是走眼。
行文至此，笔者忍不住要择其作品中的一些方言，和读者诸君共同欣赏：
“攮洞子”（火炕烧柴的灶坑）、“泥喽勾子”（泥鳅）、“不高狭儿”（形容身高矮）、“茅道子”（厕所，亦被称作茅搂）、“马窗户”（专指厨房的窗户，比正常窗户窄）、“二线妇女”（这句方言指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已婚妇女）、“人脚獾子”（即獾子）、“查边儿”（指铲地时，负责检查质量和分垄的生产队长或小组长）、“嘎哈”（干什么或做什么。举例如：他这人，嘎哈都不行）、“臭咕咕”（布谷鸟）、“拉脚”（农闲时，生产队的马车外出搞运输，多在冬季）、“拥护”（《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对领袖、政党、政策、措施等表示赞成并全力支持。但这里的拥护，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的意思。举例如：昨个儿你拥护啥没来铲地，假也没请？）、“油脂了”（焅完猪油剩余的渣子，街里人则称作油嗍子）……
鸿鸣的乡土散文，将这些方言派上了用场，实乃“淡妆浓抹总相宜”——反之，就像在一件旧衣服上补一块新补丁，就不协调了。
这是《长鞭一甩》一文里的一段话：
“也许正是靠大舅这层关系，我接触车马才多一些，也记住了几句赶大车老板儿的术语。比如：驾——是让马走。吁——是停。捎（去声）——是往后退。吁吁——是向里拐。哦哦——向外拐。要是车套或犁套绊住了马腿，得用鞭杆儿先压低了套，然后再喊：抬——，马就将腿抬进套里了。”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达里巴对鸿鸣的馈赠。设想，生于都市，长于都市的人们，没有一点农村生活的经历，读了上面这段文字，差不多在读一段外文。
读《达里巴人手记》，已逝去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乡村“清明上河图”又一一历现在眼前，让人多了几许回忆，几许怅然，几许温馨。
感谢鸿鸣，感谢他让我们咀嚼一遍那些几近模糊岁月。
真挚的家园恋歌
在《达里巴人手记》里，尽管在有的篇章鸿鸣是略带批判性的怀恋，但把人性写得淋漓尽致，中性，纯朴，本真。亲人父亲、母亲、大舅、大姨也好，“汪驴子”、“孙大愣”、“二扁肚子”、“老任大吃”、“马小嘴”诸多乡亲也罢，都是好人，即便有这样那样的毛病，都是人情理之中的瑕疵。为了生存，他们坚韧着，挣扎着，憧憬着。茅盾早在《关于乡土文学》中曾说过:“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而鸿鸣向我们述说的，恰恰是后者和必不可少的前者。
鸿鸣是一位高屋建瓴的乡土作家。在他的意识里，在他的笔下，达里巴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符号，更是一个文化和美学的概念，是他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如果把《达里巴人手记》看作是“寻根”系列散文，那么，开掘、塑造民族文化精神，讴歌人性光辉的一面——真、善、美，才是鸿鸣作品的深刻内涵。
达里巴，是鸿鸣一生守望的精神家园。有了生命之魂，才有惊人的乡村记忆。
“达里巴西部是一片草原，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我从小就在草原上捡牛粪，打羊草。置身于‘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草原上，心灵会纯净得就像眼前的水泡子……”（《沿着长调走回故乡》）
正因为这样，达里巴这个地方，总是激动着刘鸿鸣。鸿鸣说：“无论何时何地，她都以一种无可阻挡的力量吸引着我，让我走近，给予我创作的激情。草原，土岗，西大河，之于我，永远是心的天堂，心的家。达里巴，她始是我心灵里最温暖的记忆，甚至包括消失的土井、奔跑的扎蓬稞。作家张炜就直言不讳地把散文集定名为《大地的呓语》，毫不掩饰自己对土地的依恋和热爱；已故的女作家萧红心里有一条故乡的呼兰河，且给这条河流写了传记；贾平凹的家园是商州，写出了商州的一录再录三录；美国作家梭罗通过自己别闹市居乡间的三年历程，终于写出了讴歌自然讴歌土地的永恒名著《瓦尔登湖》。同样，《达里巴人手记》就是我唱给家园的牧歌。”
“在我学生时代的冬天，一大早总是被两种声音弄醒。一种是生产队打场的磙子声，一种是刨粪声。这声音就是命令，天没放亮我就起来了。穿上冰凉刺骨的棉袄棉裤，蹬上胶皮靰鞡，戴上狗皮帽子，脸都顾不得洗一下，就疾步于黎明前的黑暗里。我背着粪箕子拿着小镐凭着经验溜着阳面的墙根儿，像一个侦察兵细心地观察着。发现地上黑点儿深一些的，就一镐刨下去，是冻猪粪无疑……每年冬天，我都会捡上两千多斤猪粪卖给八队。看到长高长大的大粪堆也有我的一点劳动成果，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大粪堆》）
这就是鸿鸣的童年。
童年是那种苦涩涩的甜蜜。
梦中的童年，童年里的家园，家园中的梦想，梦想中的乡土——达里巴，鸿鸣一生都走不出去的地方。
一方热土养育一方生灵，一方沃地孕育一方文化。
《达里巴人手记》，差不多就是中国版的《瓦尔登湖》。
鸿鸣的《达里巴人手记》最鲜明的特质，就是对故土的热忱和依恋。褒扬与讴歌故土亲情，抒发与记录这份热忱和依恋，是鸿鸣散文的永恒主题。
“达里巴——我最早的故乡。我出生在村子的东北角，生我的房子还开有西窗。这原是一处叫巴达廉的蒙古人的住宅，因此我从小就享受双倍的阳光。像村里别的孩子一样，我从小就爱吃蒙古馅饼蒙古面肠，爱吃手把肉，爱喝羊汤，也爱喝奶茶烈性酒，性格像蒙古汉子一样豪爽。当然，我也爱拉马头琴爱跳安代舞，甚至爱佩蒙古刀，骑上蒙古马，唱着长调放牧牛羊。虽然我不会讲蒙古话，但我有蒙古人一样的心肠，像你爱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也爱家乡的萨日朗。”
这是鸿鸣散文集《梦中的蒙古马》的首篇《达里巴》。
这就是鸿鸣对故土无法割舍的爱。
因此，为达里巴写作，已成为鸿鸣的使命和生命自觉，也正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十几万字的《达里巴人手记》，娓娓道来，不愠不火；不娇柔，不做作。从头至尾，没有一句看似斧凿痕。这不仅是风范，也是一种创作品质。”鸿鸣则说：“唯一能回报养育过我的达里巴，就是不停地写作，好好地写她——如果有一句话显得矫情，那都是硬伤，我都会瞧不起自己。”
一个灯窝，在鸿鸣内心，就是母亲节俭持家的一段值得记下的佳话；过生日的两枚“滚运”鸡蛋，就是鸿鸣一生不敢忘的三春晖；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鸿鸣把父子情写得是那样让人揪心，感动……鸿鸣，能写出这等好文章，天资固然重要，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鸿鸣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懂得感恩。《亲亲小咸菜》、《姥家门口儿》、《找宿》、《花苞米》、《叫魂儿》等诸多篇章，都是读了一遍还觉得不解渴的美文。是的，一个灵魂龌龊、心地阴暗、不懂得感恩的写手，无论如何是写不出让人感动的文章。
尽管，文学创作不是一种“圈地运动”，但文学意义之上的“圈地运动”，未尝不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一个写作者，养育过他的土地，身边最熟悉的生活，周围最熟悉的物事，最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都是“他人笔下无”，任何“大家”都无法替代的。无论是久远的过去，还是文学回归的当下，或是不可预知的充满变数的未来，作家的表达方式和阐释对象，只能是自己最熟悉的那块地域。推而广之，西部（新疆）写散文的高手，最有影响力的可能只有刘亮程和周涛，但是，写出《二十四片犁铧》的只能是周涛，而《一个人的村庄》非刘亮程莫属。河南写散文的作家很多，但只有周同宾的《皇天后土》最为蜚声……再说回来，达里巴这块有着厚重文化的土地，虽然鸿鸣没搞“圈地运动”，但土地的“承包权”仍牢牢地握在鸿鸣的掌心。
在鸿鸣兄眼里，达里巴是一座开采不完的“富矿”。鸿鸣说：“拥有达里巴，我就是素材的富翁。”
情结——心系达里巴。
在此文快要结束时，摘引《沿着长调走回故乡》中的一大段，来分享鸿鸣的故乡情结吧——
“我出生的土房据父母讲也是蒙古人住过的，是一个叫‘巴达廉’的蒙古人盖的。这户人家挺富有，盖的是三间房。中间的堂屋靠近迎外面门的部分，立有一面下是木板上是窗户的隔断，中间开门。檩木又粗又黑，有点像油浸过的电线杆子，很直。土改后，由我家和一赵姓人家买下，我家住西屋。西屋有一个比南窗户还大的西窗户，南北炕靠西山墙连接着一窄溜西炕，刚能放一张八仙桌子那么宽。小时候我家比别人家亮堂，主要是有了西窗户，也比别人家暖和，是有了串通南北炕的西炕。现在学了点民俗，懂得这是有满蒙特点的民居。那时达里巴有西窗户西炕的没几家。蒙古人以西为大，我想那个叫‘巴达廉’的蒙古族老乡，我们就先后睡过同一铺火炕。没想到，这屋我一住就是30年，直到离开故乡时卖给了一个刘氏人家。现在想想真是不该卖掉，好让我回到故乡有个‘家’，可是老宅已被扒掉，原处盖起了四间面目全非的红砖蓝瓦房。我真的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为此曾写过一首《压在心上的房》作为纪念。那个有满蒙特色的西屋不在了，可我的精神家园还在。前几年，有很多县区合并乡镇，我真怕区域越来越小的达里巴被合并到其他乡镇，好在没有发生。”
这是一段让人感动的文字。
这是一段亲切的文字。
感动是什么？亲切是什么？那就是文字由眼入心的一个过程，哪怕只是一句话，一个词汇，都让人不能忘怀。鸿鸣兄质朴无华的文字，看似没有多大的技巧，但这恰恰是鸿鸣最大的技巧。
达里巴是鸿鸣兄心中最牵挂的地方，那里是他生命的根，是他精神的净土和文学的家园。而今，他工作生活在城市里，可魂牵梦绕的还是达里巴。达里巴孕育了鸿鸣兄和他的文学梦幻，他心怀感恩和谦卑，不仅为达里巴写散文，还像艾青歌唱大堰河一样用诗歌歌唱达里巴。鸿鸣兄朴素的文字蕴含着感人肺腑的情感力量，他对达里巴的歌唱，就是对故园的歌唱，对生命的歌唱，对大地母亲的歌唱，对美好与希望的歌唱……
命中注定，刘鸿鸣是达里巴忠实的守望者。
刘鸿鸣 散文作品
沿着长调走回故乡
刘鸿鸣
达里巴，郭尔罗斯草原上一个小屯儿的名字。小屯儿，在查干湖南部渠系交错的前郭灌区，离右边的松花江也就十来里地。这个屯儿，是我的老家。
老家的人，大多也搞不清达里巴是啥意思。离开老家后，才听说是个蒙古人的人名儿。一个叫达里巴的蒙古人于清朝嘉庆年间在此立屯儿，从此，这个屯儿也跟着叫成达里巴了。一百多年后，达里巴又成了乡的名字大区的名字，一度还是郭尔罗斯前旗旗政府的所在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地质部在松辽盆地打出油砂的油探井——“南17井”就在达里巴屯南。正是这口井打出了油砂，才发现了大庆油田和吉林油田。从此，“达里巴”才被外面人瞧上两眼。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郭尔罗斯草原上有点小名儿的名字，史料上没有留下一点儿墨迹。
《达里巴，我最早的老乡》，是我写的一首顺口溜儿。写的是我对抽象的一个蒙古老乡的缅怀，也是我对具体的一个生我养我的小屯儿的爱恋。
年轻时，不知达里巴是啥意思。现在细细想来，达里巴这面汉译的“旗帜”还真的冥冥中引领我这个汉人与“蒙古”二字发生过很多联系。
我出生时住的三间土房，是一个叫“巴达廉”的蒙古人盖的。土改后，由我家和一赵姓人家买下，我家住西屋。西屋有一个比南窗户还大的西窗户，南北炕靠西山墙连接着一窄溜西炕，刚能放一张八仙桌子那么宽。小时候我家比别人家亮堂，主要是有了西窗户；也比别人家暧和，是有了串通南北炕的西炕。现在才知道这是有满蒙特点的民居。那时达里巴有西窗户西炕的没几家。蒙古人以西为大，那个叫“巴达廉”的蒙古族老乡，我们先后睡过同一铺火炕。没想到这屋我一住就是30年，直到离开时卖给了一个刘氏人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考入一所师范学校。没想到入学第二年学校改名为前郭蒙古族师范学校，使我又一次和“蒙古”一词发生了联系。老师中有很多是蒙古族人，同年级同学中蒙古族人也很多，下个年级是一色的蒙古族同学，都说蒙古语。这是我了解蒙古族文化的开始。正是在这段学习期间，我对草原歌曲和文学产生了兴趣。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校园，我成了学校的文艺骨干，唱不好敢唱，写不好敢写，在同学中混了个脸儿熟，其实自已知道自已半斤八两，没啥真本事。
我的老家没有嫌弃我。我一边教书一边写点分行的东西，时间久了，在发表一些小“豆腐块”的同时，还遇上了几位伯乐。后来在大家的推荐下，我成了县级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说来也巧，我在的编辑部蒙古族编辑记者占绝大多数，没想到我在这里成了“少数民族”，感受到了浓浓的蒙古族文化氛围。
我在文学创作上遇到的伯乐中，有两位是蒙古族人。一位是作家苏赫巴鲁老师，在写作和做人上给我很多教诲，后来他与诗人芦萍老师推荐我加入了吉林省作家协会。另一位是作家包广林老师，不但关心我的写作，还关怀我在政治上的成长和进步。这两位蒙古族前辈是创作的巨人，做人的高标。能认识他们真是三生有幸。
出生的小房是蒙古族民居，出生的小屯是蒙古人名命名的屯子，上学的学校是蒙古族师范学校，工作的单位是蒙汉双语广播电台，一生重要的恩师又是两位著名的蒙古族前辈。这足以说明了我与“蒙古”二字的缘份了。
——难怪，我走到哪里很多人都认为我是蒙古人。
细细想来还是那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道理。看来我得感谢古老的郭尔罗斯，感谢达里巴。
达里巴屯儿西部是一片草原，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我从小就在草原上拣牛粪，打羊草。置身于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草原上，心灵会纯净得就像眼前的水泡子。面对辽阔的草原，没有人与你交谈，你只想漫无边际的歌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达里巴屯儿看过一部印象很深的电影，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其中最能打动我的是歌曲《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前边没有歌词的“过门”。太奇妙了，一下子就能把我带入到辽阔的草原上，让我心醉。后来有人说那是蒙古族长调，根据科尔沁民歌《正月玛》改编的。从此我就爱上了这种带有“诺古拉”和真假声交替的长调。现在我已能学着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莫德格、照那斯图等长调大师唱几支长调歌曲了。每次学唱，就仿佛回到了草原，回到了老家达里巴。每次学唱，就感到情感得到一次释放，就感到心灵得到一次净化。
我不会说蒙古语，可我爱唱蒙古族长调。因为沿着长调，我能走回梦中的草原和梦中的故乡。
刘鸿鸣，男，汉族，年出生于吉林省前郭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松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现任松原市文联副主席、《松花江》杂志主编。
年开始在《诗人》杂志发表诗歌作品，后陆续在《中国诗人》、《诗刊》、《诗选刊》、《作家》、《中国作家》、《草原》、《萌芽》、《美文》、《吉林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十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
著有散文诗集《远去的帆影》、《对一座雕像的述说》、《梦中的蒙古马》及长篇系列散文《达里巴人手记》等。
作品曾获吉林文学奖、孙犁散文奖和查干湖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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