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彦
王丹彦，北京人。大众传播伦理学博士，二级高级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正局级），全国百佳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至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主任、法制部主任、社教中心副主任，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副主任、主创作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常务理事。十余次获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一等奖、全国人大新闻一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现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及中国传媒大学艺术部特聘教授。
人大给我最深的印记就是：融化在血液里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在遇到问题时，不会以个人去站位，而总是会从国家的角度，从民族的角度来考虑。
学海泛舟久，十年人大情
我在北大出生，也在北大长大。父母都是离休干部，一路参加革命当兵过来筹建总参某部，所以我从小行事作风就有军人的感觉，没有女孩子娇滴滴的习气。因为北大于我太过熟悉，一心想要换个环境，于是有了与人大的情缘。本科加上博士，人大记录了我将近10年的岁月痕迹，也影响了我的发展轨迹，打磨了我的观念秉性。
我小学，转了三次小学，都是红小兵副连长，到了中学，做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后来又做校团委副书记。但实际上我不会“当官”，我会干事儿，做事才走心。我在北京中学做校团委副书记的时候，专管出学校宣传的最重要的两大块黑板报，每隔一段时间更新一期。这个过程很锻炼人，每新出一期，黑板报前都会围满了人。那时候海淀区还有校团委书记的马列学习小组，我们都很活跃。我后来一心想学哲学，渊源也就在这。
上大学之前的工作,我其实有很多选择,例如去部委做秘书,但我都没去。那时候，我一心想当产业工人，调研了各地插队的情况后，我觉得产业工人最先进。终于，有个纺织厂来校招工，于是我有了在北京市七一棉织厂的一段工作经历。刚进厂时，厂里看重我，想让我做团委副书记，而我一门心思要从底层干起。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光荣的织布挡车工。那时的工作是早中晚三班倒，看管36台织布机，一圈一圈地转，眼快手快是必须的。要时刻保持注意力，不能打盹，特别是夜里。因为打盹就有可能放过布料上的小疵点，而小疵点的处理必须在十厘米之内。过了十厘米，布料就不能拆开了，瑕疵也就没法补救，整批布将降为二等品。在处理手头的小疵点的时候，还要兼顾其他35台机器的情况，要协调好。当年，我创造了我们厂里第一个万米无次布，成为北京市“学大庆标兵”。那时候没有任何物质奖励，就是一车人敲锣打鼓到家里送大红花、送喜报。
这一段亲身经历，后来成了我笔下的答卷。年我参加高考，那一年高考的语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写了这一段经历，结果作文拿到了85分的好成绩。年人大复校，我如愿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新生。我一直对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非常感兴趣，在我的理解中，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上的一个统领学科，所以我选择了哲学专业。和大部分同学不同，我当时的身份是工人，因此是带薪上学。
我对研究康德很有兴趣，而当时我们班同学大部分的研究方向都不是这个，于是，我经常去找陈志良和唐有伯两位研究生讨论问题。我们的讨论多半在吃饭的时间，地点是教职工食堂。我是本科生，本没有资格进教职工食堂，为了讨教问题，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一起讨论的话题很多，除了康德，还有很多相对高深的学术问题。他们读的书多,所以他们的视野自然比我们本科生更开阔、更专业。
那时国门刚刚打开，国外的很多英文资料涌入进来。我的英语在班里还可以，我翻译了《社会心理学》、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和《实践理性批判》等书籍的节选章节。罗国杰老师也很信任我，让我帮他翻译一些原著作品，大约十万字。翻译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锻炼提高，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我就去请教高年级的学生，又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这样跨年级的交流和对话，在努力中钻研、进步，这些经历让我受益良多。
回忆大学时光，除了学习，还有令我印象深刻的事，那就是每天早起跑步背单词。我那时是英语快班的课代表，出于鞭策督促自己的目的，我告诉自己必须得早起坚持背单词。早晨六点起床到操场。身体和头脑都运动，宿舍八个人一早就都出去了，那时候特别积极，风雨无阻。我还参加了学校武术队，早上跟大家一起站桩、压腿，然后下午4点多还有一段训练，每天两段训练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每天坚持锻炼的习惯，竟然把我多年的鼻窦炎治好了。
工作多年后再与母校结缘，是在年。校友们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国家的新政策出台，参加工作的可以用同等学力直接读博。我本来工作很忙，天天加班。但是感念他们的好意，我觉得是种鼓励，也是种肯定。于是，在学友们的帮助下，也通过自身的努力，顺利通过了五门加试，年，又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入学读博。
我考虑再三，我认准了罗国杰老师令人折服的学养和为人，想着这就是我的人生导师，所以最终选择了跟随罗老师做传播伦理学方面的研究。罗老师思想很开放，也有一套自己的学术布局，我们这一批学生主要研究方向大都是应用伦理学。我们之前的工作经验成了博研经历中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是全国大众传播伦理学的第一个博士。因为长期从事广播电视相关的工作，话语体系已经养成了传播学的习惯，写出来的东西就不像伦理学的。那时,传播伦理学在国内没有任何引进的读物可以借鉴，经常写着写着我就自己推翻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就是不断推翻传播学逻辑关系，更改成伦理学模式的过程。所有的大小书店，所有的和应用伦理有关的书我全都买来，还有就是去国图复印相关资料，集中研究应用伦理学的的话语体系。经此一段，我也明白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必定是要在曲折中寻找方向，不断摔跤跌倒再不断爬起来向前。论文很“难产”，加上工作繁忙，整个论文的写作打磨耗费了很长时间。到最后，借着“非典”时期会议少，我在办公室住了三个月不回家，天天修改论文，天天熬。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的论文成为人大伦理学的全优论文。而这也成了我长达五年的博士生涯的完美句号。
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潜移默化地使我有了一种学术思考的习惯，今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两套思维体系，一套是尽职尽责要做的事，另一套就从一个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是怎样的。在职期间，我先后结合工作完成了近20个业务调研报告和部级课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文稿》《理论前沿》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评论研究文章，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系列等20多部理论研究著作。我的新专著《电视艺术创新：思维重启》近期已送出版社，即将正式出版。
知识即力量，理论广传播
从踏上岗位到退休，我在广播电视界工作了几十年。然而我并不是新闻专业出身。从哲学的高深转入广播电视的通俗，一切的最开始，都是机缘巧合。
本科毕业分配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一级单位，优先来到学校挑人。他们要求的条件比较苛刻，政治上、文笔上都得过硬。当时我在班里不是最能写的，却是最早发表文章的。我的学年论文写的是康德的终极意向，发表在《自然辩证法报》上，后被选入《人大期刊复印资料》，再加上我的毕业论文也是优，于是我就被老师们推荐，选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其实我自己当时也不怎么听广播，懵懵懂懂就一脚踏入了新的领域。
那个时候全社会都讲“知识就是力量”，大众媒体都非常重视理论。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理论编辑部这个部门，分为哲学、经济、法律三个组，我就进了哲学组。
到央广后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小文章叫《受众群》，我提出了“广播受众群”这个概念，不认识我的人读了几乎都以为我是老头儿，跟我说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条理特别清晰，逻辑性很强。我的文风就是这样的，这可能受益于我上学期间读译康德的英文原著，也受益于罗老师对我进行的的翻译训练，对我的思维能力起到了一定的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刚去第一年，我找到人大哲学系的老师合作，做了“全国自学高考哲学问答”。我采访老师并执笔，之后老师再根据文稿帮我修改。这个哲学问答推出后备受好评，出版成书竟然卖了55万册。当时，理论编辑部根据社会热点举办各类广播讲座，例如：十三大党章修改的辅导讲座，就请修改党章的人来做广播讲座辅导，讲为什么要这么修改。如果农村改革是年度重点，我们就做中国农村改革当前的若干重要问题系列讲座；如果国企改革是年度重点，我们就做国企改革的问题；如果金融改革是年度重点，我们就做金融专题等等。之后印刷出版的书籍都十分火爆。而我基本上成为了每年理论编辑部的出书之“最”：推出书籍数量最多，销量也最高。比如《现代思维与改革漫谈》《现代领导观念漫谈》及《中国文化传统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我编的《严新气功现象》是唯一一本被香港出版社选中并买走版权的严新相关书籍。
当然，这份工作压力也不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理论编辑部，当时在全国的权威性非常强。
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光明日报》刊载文章当然是第一功臣，但在整个讨论的前后时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手配合推出了若干相关的内容，在全社会营造合力。从那时起，每一个理论编辑部的成员，都以传播高端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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