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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育评价之单一是有目共睹的，每次考试都是结论性评价，即以分数为胜负的唯一指针，舍此便无它法。这导致了考试多以死记硬背的客观题为主，其机械扼杀学生之灵性，也是众所周知的。大家都知道此种评价办法的弊端，但为什么这样的做法能持续不改呢？其原因简略分析起来不外如下几点：
一：以分数为唯一指针的评价办法，是为了方便成人，方便老师、校长特别是教育官员，便于玩及格率、合格率、升学率这“三率”的政绩指标。
二：不以学生的个性成长为评判标准。故意缩减及贪污教育经费，造成五、六十人的大班制，限制老师准入制度（即进行教师资格证的垄断），大量浪费社会上不少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人才，进入教育系统，而使学生学习永不可能小班化。大班化的教学体系，自然无法尊重学生的个性成长，并发现其特长。
三：每次考试都是结论性评价，仿佛一次考试就是人生终点，让学生感到学习带来的不是乐趣，而是一场令人窒息的淘汰性比赛。每次都有可能成为失败者，成为被淘汰的人，这让学生的心理问题层出不穷。
四：以分数及死记硬背，以标准答案，作为诱导学生学习的机制，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限制学生思考能力的成长。人的脑容量是很大，脑子所能思考的东西不少，但你主要的精力都拿来记标准答案了，那么你思考的时间就少了，因为你一天二十四小时还要睡觉、间歇性休息、有点娱乐时间等。长年累月这样玩下去，学生不成废物都很难，至于独立思考云胡哉，那就是他所不能知道的了。到最后，可能有些人甚至认为人类大脑的功能就是拿来记东西，而不是拿来思考的。
但问题在于，人类的困难，靠分数是无法解决的。分数只是世上很多种鉴别学习优劣中的一种，且并非总是有效的一种。世上很多事情没有答案，甚至没有唯一答案。但人类对安全感过度追求，使得人类寻求答案，成为一种心理上的本能。在一个高度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及制度下，人对答案特别是标准答案，更有变态式的追求，这就是中国人为何容易接受标准答案与结论性评价体系的深层心理背景。
“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这种让人窒息的口号出现在教育系统，并不让人惊讶。因为我们一直用口号治国，所有人都喜欢用口号来解决问题。二来这正好说明我们的学校是如何地没有逻辑教育，才导致这种违背逻辑反人性的口号四处泛滥。在这种口号薰陶下的学生，你岂能指望他做一个正常的，不受有毒成功学所害的人呢？
我们对考试分数的苦苦追求，对它的着魔，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日本的社会虽然也有“学历社会”之忧，与中国在这方面的沉疴痼疾相比，实在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造成此种不堪收拾的局面，除了我们教育上的其它弊端外，还与我们陈陈相因，因循蹈袭的考试制度有非常深切的关系。毋容置疑，中国的科举考试是历史上最早也最完备的考试制度，可以中国是考试制度的发祥地，是世界考试制度之源。科举考试每隔一年或几年考一次，有固定的时间，有特定的内容和标准，在古代中国社会，它以其能公开用统一尺度来甄别及选拔人才，具有很深远的社会文化意义。科举考试能根据没需要设立不同考试科目，不同科目考试内容不同，以适应社会不同之需求，在此基础上，首创了统一和分科考试。
从考试方法上看，以笔试为主，以口试为辅，笔试与口试兼顾，避免以往只口试的主观性，可以在更大的考题范围显示考试的客观性。而考试内容的命题和考试方法来看，其“帖经”、“墨义”、“杂文”分别类同于今日的“填空”、“简答”、“杂文”等题型。从评分方法上看，制定了阅卷符号，创立了5级评分制。
的确，科举考试制度对于推行官员的选拔制度，有着无可双拟的实效作用，因此年葡萄牙传教士胡安·贡萨雷斯·德万多萨在《伟大的中国》一书里叙述了科举考试制度，引起欧洲各国文官考试制度的改革，所以孙中山也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去的”(转引自《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序》P5，黄山书社年8月第一版。)，因此他断定“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不过，即便是“最古最好”的制度，历经千年之久而无大的改革，必然积弊丛生，从基础开始老化腐败。
虽然我们在年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但文化是不可能一刀了断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今日考试制度的主体部分都胎生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制度的衍生物——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的弊端正通过改头换面的形式主宰着今日的考试。考试、测量、评估都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公开公正的考试，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了不起的进步。但任何考试制度的诞生，都离开诞生它的制度文化土壤，也就是说考试制度作为整个制度的“子制度”来说，虽然是别于其它“子制度”的独特性，而且对“母制度”的向前发展亦有不小的推进作用，但更多的是受“母制度”的熏染和制约，则是不言而喻的。
科举考试制度与我国此前的征辟、选举制度相比，无疑向着社会公正的方向，打击世袭制度迈进了一步。但由于科举制度诞生封建社会这个“母制度”下，与现代自由民主的社会相比，其弊端是先天注定的，尽管我们不能苛求于历史，而且历史自有其发展的印迹，这种印迹里面有其不可抗拒的规律性的东西，但我们依据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来评骘它，自然不同于古人的评判，因为我们并没有想以纯客观的姿态来判断历史。
科举考试制度首先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制度出发的，科举考试才兴起不久，唐太宗李世民就透露了这个秘密：“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样的目类同于今日“国家主义”教育目的观，必然先为制度所用，而非发展人之个性，尽展人的才华，自然也就不是为了求真而学习。考试流于一种选拔的形式，而非要寻找真才实学之人，作为一种封官进爵的“敲门砖”，使天下读书人专于一途，好笼络人心，不务不利于统治者的异端之举。专制制度就好比一只铁桶，将民众围得严严实实的，但有一个小孔可供你透气，如你能通过这小孔，有像孙悟空一样的分身术即擅长于写八股时文，可称朕意，那么或许你有更大的一个孔可供你出气，无疑你的特质活动及地位，乃至精神生活都会比原来有所改善，但并不会使你获得真正的自由，绝不会有助于表达你的自由思想，否则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加以剪除。诚如清代大臣鄂尔泰所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满清稗史》第三七节)
“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真是一语道破科举制度的天机，是李世民“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思想的绝妙阐释。而这“天才”正是与现代民主教育制度背道而驰的，而我们现在的考试制度也是这样“天机”的实质性延伸而已。没有考试制度不可怕的，就像法国前总统蓬皮杜所说，废除考试或任意定个考试标准，绝决是一国的灾难。比如“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改革即是如此。但拥有骨子里不好的考试制度，久而不思改变，则更可怕。因为废除考试制度或任意定个考试标准的弊端容易被稍有点知识的人们看破，故尔遭人指陈，但骨子里不好的考试制度，其表面可以用公正来惑人，实则流于形式，不便求真问学，而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毛病极大。真所谓宰人思想，伤人元气，莫甚乎此。
在科举制度的早期，即有明眼人已经看到，考试内容与社会生活的脱节，唐朝洋州刺史赵匡在《选举议》里批评了科举制度的十一种弊病，其中有一条就是“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转引自王道成著《科举史话》P，中华书局年6月第一版)，而我们现今被指陈甚多的中学语文考试及语文高考的语文试题，又能免遭“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批判吗?比如有的语文试题的标准答案为追求判别标准的单一，便于判题时节约时间，就呆板以只给出一种让人啼皆非的答案。诗人邹静之曾撰文谈及他女儿的语文考试卷子的荒唐：有两条错误是样的：题目要求，根据句子意思写成语。有一条是“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儿填“齐心协力”。老师判错；还有一条“刻划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儿填“栩栩如生”，老师也判错。我仔细看了，不知错在哪里。女儿说第一条应是“同心协力”、第二条应是“惟妙惟肖”。……
真可怕，语文什么时候变得比数学还要精确了。中国语言之丰富，词汇之多，所谓同义词，近义词，相应的不止一条，怎么就会有一个答案呢。(邹静之《女儿的作业》，见《北京文学年第11期》邹静之可能忽略了，中国的教育整人压制人，把人当奴才使唤，此种“真可怕”其实古已有之。八股文中的截搭题，经常出的是四书五经中的上一段的尾句，下一段的首句，来让人写文章，这种掐首去尾的考题，使得不少的士子找不着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此也才有古代八股文考试中那些充满辛酸的笑话。而我们现在只是换成了根据句子意思写成语，那时写八股文还有朱夫子的注解作为释疑发挥的范本，而现在“真可怕”的是写成语，因为相同意思的成语很多，你真不知道该填哪条成语好，我们似乎应该呼唤一位能使当代考生有模可范的“当代朱夫子”降生人世。这样的考试于人能力的培养和才华的施展有什么用处，于处置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有什么用处，这样的教育也的确只配叫做“死人教育”!我们只要从中看一看，就会知道当今的考试制度吸收了科举考试制度的什么东西，这才真是可怕得很呢?
我们当今应试教育的考试制度，是淘汰性的培养少数人成才的考试制度，而不适应“人人皆有受教育机会”的民主教育的考试制度。这样的考试制度和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实质是一脉相承，即用残酷的分数来淘汰一大批其他未必比考中者差的人，使得少数人接受教育后，又成为其制度的无条件支持者，而非使更多人得以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活着而努力。在这种情形下，绝非以大多数人得以受基本的教育机会为立国旨归，即便是理论上也这样讲，那只不过是一种并不努力去做的搪塞，是迷惑民众的障眼术。固然，我们也承认，在一个并不公平的社会里，考试无疑是一个较为公平的“调节阀”，考试可以稍微改善那种靠走后门的入学“推荐制”，而且可以促进不同阶层的人稍有往其它阶层流动的机会，对封闭僵死的“单位”小有一点活力。而且考试所引发的学历社会也是与工业文明相伴生的产物，能够在客观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以连日本学者矢仓泰久也说：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很短时间里和欧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是由于日本尊重了学历的结果。(转引自贾非著《考试制度研究》P10，四川教育出版社版)
但矢仓泰久似乎搞忘了，日本为了这个学历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年考试失败后，日本自杀的人数急剧攀升(自然，中国高考失败自杀者估计不在少数，只是我们没有日本国民那么知情权，媒体也不敢全面据实的报道，因此我们无法确知详情。只要看一看前不久广东雷州市一位高三女生因“测验不及格，觉得没面子”，就服毒自杀的例子，就会知道学生自杀的实际情和隐患多么严重。见《华西都市报》年10月12日)，已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以及日本人内心的压力。日本人有极好的物质生活水准，为什么他们不能出创造力甚为出众的世界级大师，人民在彬彬有礼中有种挥之不去的苍凉，一生难以抹去的压抑，不像美国人民那样，虽然国家也有不少阴暗面，生活中的竞争也甚为激烈，但人民却在脸上写满眼光灿烂，并且生机蓬勃。除了制度文化诸方面的影响外，难道没有考试制度以及学习的态度，对人内心深深的影响吗?
考试制度可以既是该社会整体制度的一个缩影，对该制度下的国民必然有极深的影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人有种考试的“遗传病”。而我们的考试制度可以从以下几点加以说明，庶几能观察我们的考试制度在那些地方需要与先进的教育理念靠近，才能使我们培养的人才，能得到自我良好的发展，并适应当今全球一体化的竞争态势，这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深为有益。首先，从教育目培养对象来看，我国是以培养少数英才为目的教育（尽管我们现在喊“普九”，无论从经费的拨给还是从法律执行的力度上，都尚未实现“普九”，普及义务教育至少在目前，于我们只有虚设的理论意义，对内是一种形式，对外是一种姿态。因此必然在三种常规考试制度模式中，选取选拔型考试制度(另两种为资格考试、学业考试)作为自己考试制度的主要模式，而不像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则选取资格型考试模式。使得我们的考度覆盖率和通过率极低，比如年高考，往届与应届生参考的共·8万人，但其覆盖率(指考入大学数与高中毕业数之比)为18·5%，通过率(指考入大学数与初中毕业数之比)为3·5%(资料来源见贾非著《考试制度研究》P67，四川教育出版社年版。本节所引数据若非特别注明，均引自是书，不再另行出注。本节写作得益于是书甚多，特此向作者致谢)，很多考生必然要以失败者的“资格”和心态走向社会。这种选拔型考试，不是从“普及”与“提高”着眼，而是为“选拔”和“尖子”服务。诚如研究考试制度的学者贾非所说：“选拔考试代替资格考试使广大毕业生被推上竞争的战场，涌入竞争的羊肠小道上，不管考生怎样努力，总有大批失败者带着被淘汰的失败心理走向社会，有些虽然几经努力，成绩有明显提高，但最终还会以失败者身份退出竞争，原因就是选拔考试是考生与考生间竞争的考试，优胜劣汰不完全取决于个人主观努力和成绩提高与否。我国高考竞争激烈，学校教学完全围绕高、中考指挥棒转，原因就是选拔考试代替了资格考试。”(贾非著《考试制度研究》P57—58。)
复次，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学制就有什么样的考试制度，没有一定的考试制度的学制也是不存在的。我国的学制是上构型学制而非下构型学制，上构型学制是指学校连接方式由下到上的发展过程的学校制度，因此上构型学制的学校都有入学考试。而且从学制的结构上来分，我国现存在的学制是金字塔型的学制而非梯形(使用排劣式考试制度，实行资格证书制)与谷仓型(评价式考试制度)，金字塔型学制的特点就是普及面广(所谓普及面广，也只是小学而已。但我们由于人口众多的压力，加之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比较低，小学入学率并不如官方公布的那么高。)，但升学率极低，又是升学型学制(按学制与社会关系来分，可分为分流型学制，升学型学制，复线型学制三种。德、法属分流型学制，英国属复线型。美、日也属升学型，但与中国不同。)，而选拔性考试制度就更使得竞争空前激烈。从学校管理体制上看，我国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采取的是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的统一管理；从学校课程来看，是统一课程统一考试的国家，使这种国家的考试统得过死，教材变化太慢，教学内容呆板，不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发展，阻碍了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使教育成为某种意义上怀旧而非展望未来的教育。实行统一考试既是国家主义教育目的观的必然表现，也是我们在社会文化传统中将“社会价值”置于“个人价值”之上、“社会选拔”置于“个人选拔”之上的在考试制度中的必然反映，与“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等尊重个人选择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要改革考试制度，学制上必须要有相应的变化，改变金字塔学制结构，带来的升学率低、覆盖率低的巨大的浪费，以及由此而造成人存权的不平等，引起社会阶层的巨大分化而带来的阶层性敌视，从而影响个体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再次，我国现行的考试制度形成的是两个单循环的“怪圈”，而这两个单循环“怪圈”均以“考试”为中心，学校和教师的教学目的形成的是“教学——考试——升学率”的怪圈，而学生的学习目的是“读书——考试——升学”的怪圈，而这两个怪圈连接着千万个家庭，众多的学校与老师，不少的教育行政人员等，如此庞大的人数只为了一个目的“考试”，真可谓世界奇观。各种便于应试的教参书层出不穷，各种专营考试书的专业书店也顺时而生，而且打的广告语是“迈向成功的驿站”(参阅《考试书店惹是非》，见《成都商报》转摘自《青年报》的报道)。原先是标明为“题海”、“大全”，现在却要称“王”称“霸”，上“星”入级来耸人视听，比如《金版题王》、《海淀考王》、《学霸》、《三星题库》、《四星级题典》等等，不一而足。(参看《教参书令人眼花》，见《成都晚报》年9月22日。据该文记者采访一家名为“梦源”的书局，就有参考书四、五十种，达三千多本。
可见应试教育已到了何等猖獗的程度。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许多教学参考书的出笼，是书商与教育行政部门官员勾结的结果，用行政命令来让学校购买参考书，学校便转嫁给学生，造成家长的负担，也在学生中造成极坏的影响，平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这是教育界的官员们腐败的结果，但连查出来惩处的都极少)不特是教参书繁多，还有形成“当代社会一大生活景观”的陪考，真所谓“一人考试，全家上阵；一人命运，牵动众人”，而这并不是高考，而只是一般的考试而已。(赵鼎强、傅贵《陪考》，见《人民日报》年11月13日)，更有甚者，连高考的故事，也争相被各家电视台当作主要电视剧来播放。(张丽红《“高考故事”：荧屏新热点》，见《新闻图片报》(重庆)年9月8日。据该文介绍，计有北京电视台《天下第一情》、上海电视台《大考之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十七岁不哭》，以及《我儿我女》《哎哟，妈妈》、《家有考生》等。从片名我们便不难见出应试教育已经在何种不堪收拾程度。)各路人马，竞相参与，无所不用其及，造成了专吃“考试饭”的一庞大的人群，真是“世界奇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从幼儿园开始竞争，到小学便重视分数的考试，即形成了基础教育与考试制度的互相制约与影响，选拔性的考试制度影响到基础教育都是一种“英才教育”，极大地违背了普及基础教育的理念，同时出违背了培养学生素质和能力的教学目的。现今我国的考试还基本是单一的考试制度，一考定终生，形成了四点恶果：重智轻德，忽视美术劳动；重理论，轻实践；重少数，轻多数；教育方法僵化也就是注放式，满堂灌。(参见贾非《考试制度研究》P—。)
对于年恢复高考考试制度二十年来，社会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但我们现今在的高考考试制度却少有实质性的变化。如今教育上的全球性交流和全球一体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至少要对先进的教育理念包括考试制度，存一份见贤思齐之心吧。今年早些时候似乎出现过对现今高考考试制度加以改革的动议，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马金科曾把出，要交将现在3加2的高考科目设置形式，改成3加X的形式。这里“3”为语文、数学、外语，X为中学所开设的其它六门必修课(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地理、生物)中的一门或两门，条件成熟时还可增加一门综合能力考试。马金科在谈到酝酿中的高考考试形式的改革时，曾提出五点思路：“1、建议各科试卷实行多样化。将国家统一命题开考的高中9门文化课，每科按水平分为A、B两种两个层次来命题，A卷侧重基础知识和一般能力要求(题型为选择题)，B卷侧重学科性向能力(题型为非选择题)。考生按选考科目参加A、B卷考试。实行分卷计分。2、数学科实行文理合卷。3、在英、俄、日等语种中，先以英语为试点，加试听力，并探索英语成为水平性考试的可能性。改目前一年只考一次为一年考两次。5、进一步扩大高校招生录取自主权。”(见《成都商报》年9月30日)稍后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马金科又在媒体上称高考一年考两次，仍只是个设想而已，考两次仍有待时日。(见《华西都市报》年11月4日)
当然任何一项新举措的实施都必然有个时间过程，但是改革高考制度确是宜早不宜迟，因为我们喊“素质教育”的口号已经多年了，为什么不能得到具体的实行，原因固然是很多的，但与我们选拔型的考试制度而非资格型的考试制度有关，那么我们能否像美国一样，将资格考试和评价型考试结合起来，加上高中时期的成绩(而成绩分能力型成绩和基础知识型成绩)，作为升入大学综合考察的标准呢?实施起来虽有困难，也不是一点实施的可能性都没有。这样虽然强调了成绩，但也强调了能力。自然这要加强高校招生和办学的自主性，以及高校自我命题的可能性，以及分配完全市场化。也就是说，必须要给高校以更大更实在的权利，不改革高校的经营管理模式，比如“学校办社会”等非市场化机构设置，就不可能实现高考制度的真正改革。因为入学方式，学制的改变是否具有弹性(是一律的四年制或是修满学分即可提前毕业，是必须一直在学校连续学满直至毕业呢?还是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推迟入学或推迟毕业。只有将现今僵死的一律本科四年制、专科三年制的死学制，改为弹性学制才能适应现代多元化办学及社会的需要)，分配制度的改革，人才需求的社会总量宏观预测系统建立，人才(包括对学生评价标准的变更，或者教育评价体系采取的是过程型还是结果型评价标准，或者二者皆而有之)评价标准的变化等等。固然，我们不可能有像美国那样高的大学入学率，是有点不现实，比如人口过多，对教育造成极其沉重的压力，经费的短缺亦是困扰着教育的致命难题，也没有很多所大学来满足更多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愿望。也就是说人们对教育的普遍需求与教育的供给能力，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也就意味着高校改革，必须包括允许更多的私立大学的创立，支持社会力量办学，激发起他们办学的积极性，使其产权明晰，实行校董事会负责制，而非现今高校采取的校长负责制。没有高校的改革，高考考试制度的改革就是一句空话。虽然3加X的做法，也是对原有的考试制度作了一个小的更动，受到包括学生和老师的欢迎，但这种考试的选拔功能没有多少改变，而且会使学生过早在乎专业，更加剧了现今大学里普遍存在的通才教育弊端(见《华西都市报》年11月12日)。因此必须痛下决心，加快改革高考考试制度的步伐，在其它教育制度的配套改革下，才能避免分数杀人的惨状再次发生，赓续我国教育良好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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