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州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文化研究》集刊主编
原文选载于《文学评论》年第2期，参考文献略
摘要
本文是对以50、60后为代表的父辈与以80-90后为代表的子辈之间的审美代沟的研究。文章在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人类学家玛格丽德·米德以及文化学者阿莱达·阿斯曼的相关理论基础上，把“代”做了如下界定：特定年龄段的个体由于处于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位置，经历了相同的社会重大事件或社会文化潮流，因此具有了共同或相似的社会经验和群体记忆，并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结构、人生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表现出共同或相似的倾向。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作为父辈的50/60后与作为子辈的80/90后之间存在的一系列的审美代沟现象，并对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文章最后提出：应该通过重建集体记忆的传递渠道缓解两代人的鸿沟。
MEDIACULTURE年，西方国家声势浩大的青年文化革命刚刚退潮之际，著名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写下了这样的断语：“在以往的历史中没有任何可以与之比拟、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又十分醒目的特征是世界范围内的代沟的产生。”由于社会历史语境的差异，这种惊人代沟在中国大陆的出现要比西方晚了30余年。年，一篇由80后网络杂志发表的充满火药味的宣言《思想上的80后》宣称：“当我们已经长大，当我们想表达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思想时，却发现这个社会没有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舌头去表达。我们不愿再做沉默的一代，我们不要再依傍这个社会的舌头，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选择了独立。现在，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布：我们已经长大，我们不要再任你摆布，我们要主张自我的话语权，我们要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用自己的舌头剖析这个世界。”
这番表白中的“我们”当然就是80后，而“社会”“你”则暗指其父辈——以50后为主体但也包括某些60后。这场以80后反抗其父辈肇始的代际冲突至今仍在继续，只是其阵营扩展到了90后、00后。尽管如米德所言：“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新的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但我们还是认为，接受代际冲突的事实，并不等于放弃对其进行解释、进而将其引向良性轨道的责任。
一
当代中国的代际划分及其理论依据
在文学艺术和美学研究领域，代概念之进入学术讨论始于年代的文学评论界，一开始唱主角的是“60年代出生作家”。从新世纪开始，这种关于代的讨论从文学界扩展到文化界，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个研究热点，甚至成为大众媒体的热门话题，且主角换成了“80后”。此后，关于代的讨论基本上围绕“80后”这个关键词展开，其所聚焦的是80后一代与其父辈（50后、60后）之间的代际鸿沟。更晚出现的“90后”“00后”等概念，则是在“80后”概念流行之后被“追认”出来的，可以视作“80后”这种认知与言说方式的惯性延续。（也有人把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群体合称为“80后”）。关于80后与90后之间，或50后与60后之间的差异，不是没有人谈论，但是要少得多。这样，关于代沟的话题为什么会以“80后”为核心得到建构，这种建构是否有学理的（而不是生理的）依据，就成为我们讨论代沟问题的入口。
以出生年代为标准的代际界定因为有明显的机械生物学倾向常受诟病。由于多数人约定俗成地认为80后就是-年间出生的群体（有例外但不多），90后就是-年间出生的群体，这种以自然出生时间为标准的划分难以避免地出现机械论倾向：年出生和年出生的年龄群体，相互之间没有差别吗？生于年和生于年真的属于两代人么？如此等等。但是，如果剔除其机械生物学成分，而从社会文化意义上宏观地加以理解，“80”后的说法基本上是符合“代沟”概念创始人玛格丽特·米德的本意的，这是因为年代、尤其是年代末出生这个自然年龄的标准，与我们下面要论述的文化社会学的标准，在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恰好是大致重合的。
依据米德，广义的代沟指的是老一辈和年轻一辈在思想方法、生活态度、行为方式、审美观念等方面的重大差异或隔阂；而狭义的代沟把范围缩小到父（母）子（女）之间。米德继承的是著名社会学家曼海姆对“代”概念的文化社会学（相对于生物学）理解。虽然大陆学术界常常从纯纪年角度以10年为单位谈论代，但文化社会学视野中的代或代沟，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年代概念或生物学概念，而是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建构的分析范畴，它的奠基人就是社会学家曼海姆。
早在玛格丽特于上世纪60年代末出版《代沟》之前，曼海姆就于年发表了《代问题》这篇重要论文。此文至今仍被誉为关于代问题的“原创性理论研究”，文章把代研究分为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主义两种。
实证主义的代理论是法国启蒙思潮的产物，作为一种定量方法，实证主义的目的“在于直接用生物学的术语来理解知性和社会思潮的变迁模式，以及用人类物种的生命基础来勾画人类进步的路线。”可见实证主义的问题是机械的生物/年龄决定论和直线进步观念（一代总比一代进步）。
浪漫主义-历史主义的代理论产生于德国，其核心就是否定直线式的、进步主义的代理论。狄尔泰把不可测量的“内在时间”概念用于代研究，把代视作精神进化史的一个阶段或单位，以取代实证主义的客观化单位。狄尔泰还强调不同代的并存而不是更替，所谓并存就是“同时代人都体验到了从流行的精神、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产生的主流影响。对于这样一种作为“主观状况”的代，只能用定性的或体验的方法加以把握。在曼海姆看来，如果说实证主义代理论的问题是机械化，那么，浪漫主义的问题就是神秘化（特别是到了海德格尔那里），而且带有解构代概念的倾向。
曼海姆自己主张的是文化社会学的方法，曼海姆认为，代是一个“集体事实”（collectivefact），而不是“具体社会群体”（concretesocialgroup）。“具体社会群体”是有具体的实质性联系、通过明确的目标有意识组织起来的小群体，它的基础可以是自然生命（如家庭），也可以是“对理性意志的有意识运用”（如部落、教派等）。前者是自然形成的社群（如家庭成员因为出身缘故形成一个群体），后者是有意识、有共同目标的联合体。曼海姆认为这两者都不是代。
在曼海姆看来，代是由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的，这点与阶级相似。阶级是由特定个体在特定社会的经济和权力结构中的共同位置建构的，因而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论有关个体是否意识到或承认这个事实。这样，阶级就不同于具有明确共同目标的有意识组织（如政党），也不同于自然形成的群体（如家庭）。与阶级类似，代的统一性是由社会整体中位置相似的个体组成的，而位置的相似性只能通过结构来界定（故曼海姆称自己的研究方法为形式社会学），它又被称作“代位置”。代位置的基础虽然是自然或生物性质的（如出生在年代），但不能仅仅通过它来解释或界定社会学意义上的代，否则就落入了自然主义的窠臼。换言之，作为社会文化分析范畴的代不能从“生死的生物节奏”中直接推导出来。“如果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存在可确定的社会结构，不存在基于特定连续性的历史，那么代也就不是一个社会位置的现象，而只有出生、成长和死亡。”
任何特定的代位置都指向特定的行为、感觉和思想模式，同代人具有感觉、思想和行为模式等方面的相似性，它被称之为由代的位置所决定的“内在趋势”。只有在同代人作为一个整合群体参与到某些特定的共同经验中去时，我们才能将其视为具有共同的代位置；但是，这种共同经验又具有客观基础，它必然联系于共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形成于重要的社会历史事件，这样的同时代性才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性。这就是构成代位置的第二个关键因素：经历相同或相似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人们同时出生，或同时步入青年、成年和老年，这并不意味着位置的相似，只有当他们经历同一事件或事实时才有相似位置，尤其当这些经验形成了相似的‘层化的’意识时。”
曼海姆举了一个例子：年出生的德国人与同时出生的中国人不可能有相同的代位置，也不能构成社会学意义上的同代人，因为他们虽然自然年龄相同或相近，却没有经历共同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依据我的理解，所谓“重大历史事件”，首先是具有划时代之革命性、转折性的事件，它不仅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而且对一代人的价值观、思想方式、感受方式均具革命性影响，如西方国家年革命。从这个标准看，西方“年人”是标准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代，因为他们都经历了西方的文化革命，因而拥有思想、感觉和行为模式的明显相似性。
以曼海姆的代理论为基础，我把“代”概念界定为：特定年龄段的个体由于处于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位置，经历了相同的社会重大事件或社会文化潮流，因此具有了共同或相似的社会经验和集体记忆，并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结构、人生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表现出共同或相似的倾向。在这里，我把带有转型、变轨意味的社会文化潮流，如中国大陆年代开始的消费主义、新媒体浪潮，也纳入“重大历史事件”的范畴。一代人对于重大社会事件的共同经历和分享记忆，是形成代的关键因素。文化记忆理论的创始人阿莱达·阿斯曼这样概括曼海姆的代理论：“每一个特定时代的群体都要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总体态势和核心经验的激发和影响，不管喜欢与否，一个人总是和他的同辈人共享着特定的信念、态度、看待世界的视野、社会价值、阐释模式等等。这意味着个人记忆不仅在时间范围上、而且在其处理经验的方式上，都要受到更为广阔的代际记忆的激发。”正是这种共享的信念、态度、看待世界的视野等制约着个人记忆，并使得一代人与此前或此后那代人相区别；而代沟一词所指即为不同代人在文化价值观、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鸿沟。
值得注意的是：经历同一个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并不只是同一个年龄段的人，而是不同年龄段且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人，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对他们的经验模式的塑造和影响程度、方式都是不同的。因此，单纯强调共同经历重大历史事件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在哪个人生阶段经历。
曼海姆把12-25岁视作代形成的关键年龄，因为这个时期是一个人的经验模式（包括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等）形成的关键时期。但我倾向于更加宽泛一点的限定，并把它理解为一个约数，也就是一个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约当5岁-35岁左右。早于这个时候的婴幼儿因年龄太小而不能理解身边发生的一切，他们最多是社会历史事件的懵懵懂懂的旁观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者；而晚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在经历某次重大社会事变时已经形成自己稳定的价值观，这种事变对他的影响同样不是决定性的。
曼海姆特别谈到了人生的童年阶段和童年经验的重要性，因为一个人童年时期形成的“早期印象”对于以后的意识、经验具有型塑性意义，“在这之后的所有经验都倾向于在这种最初的框架中获得意义”。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经验之间不是简单的叠加关系，而是“第一印象”“童年经验”成为形塑和融合后来经验的胚胎或母机。
依照上面的理解和界定，结合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我以为把50后与80后作为具有标志性的父子两代人——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并论述他们的审美代沟是合适的。就本文涉及的代际而言，年代的“文革”和知青运动，年代末开始、年代达到高峰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以及年后出现的消费主义和新媒体浪潮，属于当代中国最具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潮流。相应地，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在其人生的关键时期经历过这些事件/潮流，就成为代际划分的关键依据。据此，我以为当今中国最为典型的两代人，大致可以以年代末为界划分为广义的父辈与子辈：
01
父辈
大部分50年代出生，在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是在10-20岁左右）经历了年代的“文革”和知青运动，在青年时期（大部分在20-30岁左右）经历了年代末到年代的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他们既是“文革”的弄潮儿，也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对他们同时具有决定性的塑造作用。
02
子辈
文化意义上最典型的子辈年代末及此后出生，没有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没有或只在婴幼儿时期经历了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因而没有实质性影响），但是却都在人生关键时刻（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了消费主义和新媒体浪潮，因此，后者对其的影响具有决定性。同样依据这个标准，80年代初出生、童年时期赶上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尾巴的那些人，并不是文化意义上最典型的“80后”（他们和70年代末出生的群体之间没有特别大的文化差异）。正因为这样，本文分析的文化意义上的子辈，严格说是指80年代末以及90年代出生的群体，我称之为“80末-90后”。
在上述对父辈和子辈的勾勒中，我故意“怠慢”了60后、特别是70后，因为他们的过渡性以及由此造成的模糊性或跨代际性非常鲜明。60年代、特别是6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如作家余华、苏童、毕飞宇、韩东等），童年或少年时期经历了60年代的革命，青年时代（约当15-30岁）又经历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两大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力都不可小觑，而消费主义和新媒体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大部分在30岁以后才经历），因此他们的文化立场与审美趣味与50后接近，而与80末-90后差异较大。70年代出生的一代（如作家徐则臣、乔叶等）更不好归类，他们没有经历文革和知青运动，但少年时期经历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又在青年时期经历了90年代的消费主义和网络新媒体（有些还在童年时期赶上了70年代前期的革命尾巴）。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与消费主义/新媒体对他们的影响差不多同样大，他们身上几乎一半是50后一半是80-90后。这是造成他们代特征不鲜明的根本原因。概言之，对50后、60后以及部分70年代初出生的70后而言，“文革”、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对他们的影响最大，超过了消费主义和新媒体浪潮。消费主义和新媒体浪潮卷来时，他们已经30多岁，其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审美趣味已经基本形成（除了个别例外）。而对80年代末和90出生的一代人而言，其最大共同点是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但都在人生关键年龄经历了90年代初开始的消费主义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浪潮，后者对他们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年代末和年代初出生的群体，既在少年（70年代出生）或儿童时期（80年代初期出生）经历了改革开放，又在更加重要的少年（80年代初出生）或青年时期（70年代出生）经历了物质主义和新媒体浪潮，因而呈现出明显的跨代际或代际混杂的特点。
鉴于以上考虑，本文的代际审美代沟研究以“50后”（兼及部分60后）代表父辈，以“80末-90后”代表子辈。这样的比较不仅在理论上有文化社会学的依据，而且也得到了某些经验调查的支持。《成都晚报》年发布的一则新闻采访全面报道了50后一代和80后一代在文学、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尖锐冲突。报道称：在炮轰80后作家的阵营中，打头阵的就是50后作家。50后作家麦家说：“从整体上说，现在的小孩越来越自私，越来越没责任心，这是人生观过分地自我膨胀。他们过于散漫、玩世不恭，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喜欢‘快餐’、喜欢‘好玩’，不追求经典。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会向他们大摇其头；而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会认为我们是傻B。如果说我们还在传统道德的路线上滑行，那他们已经滑出了线外。”报道指出：打进热线电话的读者群中，有80%的50后与80后都觉得自己这一代人行，对方那代人不行，“口水战打得异常激烈。”50后认为：“他们（80后）这些人都能挑大梁？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社会交给他们，岂不就完了？”而80后也不让步，指责“他们（50后）思想顽固，观念腐朽。”由此可见，50后与80后之间谁也不服谁的现象已经极为严重。
二
从符号断裂到审美鸿沟
当今中国父子两代之间最触目惊心的鸿沟首先体现在交往沟通的基本工具即语言符号方面。作为50年代生人，笔者对此有切身体会。在一次课堂上，笔者让一位学生（90后）讲讲现在的网络粉丝文化现象。结果她在黑板上写下了“屌丝”“三分”“七分”“土肥圆”“黑木耳”“粉木耳”“二次元”“三次元”等词汇，以及其他很多奇奇怪怪的非文字符号（地球人看不懂的所谓“火星文”）。它们由汉字、日文、韩文、字母符号、汉字拆分后的非正规符号等组合而成，随着网络的普及，年轻网民为求彰显个性追逐时尚而大量使用，这种“文字”（网络流行语）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字相比有明显不同，不讲常规文法。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故意使用乱码及错别字的其他网络语言（利用了简体中文的输入方式和汉语的谐音、近音字现象），比如“男盆有”（男朋友）、“粉可爱”（非常可爱）、“你素谁”（你是谁）等。看着这些让我一头雾水的“密电码”，我觉得有些悲哀：如果连年轻人所使用的基本符号都不认识，所谓两代人的交流岂不是对牛弹琴、鸡对鸭讲？在他们的心目中父辈或许简直就是文盲。
除了语言符号上的鸿沟，自然还有文化趣味和审美观方面的巨大差异。大部分50后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红旗下的蛋”。从教育经历和文化经验的角度看，作为父辈的50后、60后一代所接受的文艺类型和文化遗产大体分为两类：革命政治文化/文艺与人文启蒙文化/文艺。
少年时期，他们陶醉在红色经典所描述的火红革命岁月，革命文学从小培养了他们的战斗激情和天下意识。他们阅读/观看的革命文艺作品基本是两类：苏联文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牛虻》以及马雅科夫斯基的政治抒情诗等）、苏联电影（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以及中国现当代革命文学（如《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高玉宝》《欧阳海之歌》等题材多为中国革命史，主人公多为叱咤风云的英雄，叙事方式则是全知全能的宏大叙事）。这些追求深厚的历史感、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充满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革命文艺作品，决定性地塑造了50后少年时期价值观和审美观。
青年时期，他们作为意气奋发的“80年代新一代”成为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急先锋，接受了“五四”开创或从西方引入的人文主义思潮并参与了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他们与30后作家一起成为新启蒙文学——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主体作者群。与“小时代”的小叙事或二次元架空世界相比，启蒙文学与革命文学分享了话语风格方面的很多家族相似性。比如，尽管80年代的启蒙文学较之50、60年代的革命文学更加多元化，有些甚至是对革命文学的背反，但两者仍然具有家族相似性：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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