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明一、难忘开学第一天离开大学已快三十九年，可是，开学第一天的情形在我脑海里还是那么清晰，仿佛就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昨天。在成都第十中学参加英语面试后，我在矿山眼巴巴地等待了10多天，终于收到成都大学外语系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按照通知书的要求，一周后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从天宫庙乘班车赶回成都，次日便前往川医旁边的黉门街小税巷学校所在地报到注册。当年的小税巷宽不过一丈，长仅有百米，我将就读的大学，竟然就坐落在这样一条小巷，一个颇有些沧桑感的古旧大院里。那院子怎么看面积也不会超过10亩地，我想如果当时吉尼斯纪录要选拔全球最小巧玲珑高校的话，历史上第三次面世的成都大学应该当之无愧。最初成大的外语系仅有两个班：78级一班和78级二班，每个班也就30多名学生。我所在的班是78级二班，我们全班有33名同学，男生稍多于女生。班上有个醒目的特点，就是同学之间年龄差别很大，有未满19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已过了而立之年的高66级的大哥大姐们。有趣的是，班上还有一对师生同堂的同学，女的曾在中学任教多年，她教过的一个男生以高过她10多分的成绩与她同时被成大外语系78级二班录取，说起来真是有缘。这位大姐教过的男生名叫牟方立，当时还满脸稚气，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时间证明，他其实与我最有缘，我们在那报到的窗口相遇后，彼此就感觉很谈得拢，以至于从那以后，我们就结为亲密的学习伙伴，就连住校都睡在同一张床的上下铺。历经43年的星转斗移，我们至今都一直是无话不谈的挚友，我们彼此的下一代，也一直是亲密无间的好姐妹。那天报到后，便是去参加新生入学典礼。说起来也真够寒碜的，堂堂一所大学，全校师生还不到人。也就这么点儿师生，竟然在本校园内还找不到一个能把我们全部容纳下的场所，结果还是借用位于大学路口的成都第十六中学的礼堂，才将这必须举办的入学典礼顺利举办了。应该说学校对这次新生入学典礼是非常重视的，不仅时任成都市副市长兼学校首任校长尤超亲临现场，学校的其他负责人和教职员工也都衣着整齐地莅临这隆重的典礼。令我感慨不已的是，在所有教职员中，曾经被错划为右派，备受肉体和精神摧残长达20多年的老教师几乎占了一半，他们中好些人已经是疾病缠身，老态龙钟。然而，由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政给他们带来了政治新生，让他们有了重新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因而那天他们的兴致都显得相当高昂。学校教务处的王主任是一位从成都科技大学调过来的北方女性，她讲话的声音清脆悦耳，很有感染力。尤其令我感到亲切的是，她在讲话中说道：“在我们今天的同学中，有18、9岁的弟弟妹妹，有30来岁的哥哥姐姐。就文化程度而言，区别也很大，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有高66级的‘老老三届’，也有初68级的‘小老三届’。我特别佩服我们初68级的同学，他们在参加高考之前，实际文化程度就是小学毕业。他们中有一些已经参加工作，完全是靠业余时间的刻苦学习，才将耽误了6年的初中和高中课程补了回来，并且考取了大学，这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王主任的讲话给我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也就是从这天起，我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来自不易的大学时光，一定不能给考进大学的其他初68级的同学丢脸，一定要无愧于这充满生机的新时代。新生入学典礼结束后，我在校门外遇见了曾在矿山与我同甘共苦近两年，后来又一起拼搏迎接高考的何自强。早在矿山时期，自强的诗词歌赋就小有名气，如今他被成大中文系录取，真可谓实至名归。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那届成都大学所有的新生中，自强是唯一和我有着矿山工作经历的同学，因而从那天起，我们有了更加密切的来往。二、加油啊，“十年动乱”的幸存者们与现在大学同学基本同龄的情况相比较，我们那时候班上同学的年龄段跨度很大，有40后，50后和60后。因此，同学们的生活阅历，情趣爱好乃至学习的精神面貌都有不小的差别。然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都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洗礼，都知道大学时光来之不易。学校的老师们提起我们这批学生，多是褒奖有加，说我们勇于拼搏，抓住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遇，是“十年动乱”的幸存者。我班同学在入学的最初个把月里，学习的积极性都非常高昂，同学们上课专心听讲，记笔记，下课互相切磋，认真做作业，早上还要准时参加8点至8:30的早读，晚上不到10点钟不会离开教室回家，因为当时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差，没有宿舍，学生们全都走读。不可否认，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干某件事情的最初阶段可谓热情高涨，大有一往无前之架势。可是，他们却往往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做事情“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理念对他们来说纯属苛求。他们经常会在做某件事情的中途停顿下来，行为与起初大相径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分钟热情者。”随着功课的日益增多，一些同学渐渐出现了怕苦怕累和厌学的苗头，他们不仅不再参加早读和晚自习，就连上课也渐渐不准时了，迟到、旷课的现象时有发生，老师布置的作业常常也不能完成。记得我班有一男一女两个“高67级”的同学，他们就属于典型的“五分钟热情者”，他们在入学大约两个多月后，就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经常在第二天要交作业前来抄袭我的，以至于不久后被班主任看出了端倪，她有一次在课堂上开玩笑，说她发现班上有3个同学的大脑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因为这3个同学每次家庭作业的正确和错误都完全一致。人们都知道现今流行一种说法，那就是小学打好基础，初中努力奋斗，高中拼命靠前，大学轻松浪漫。意思是说只要小学和初中学习不错，高中再尽力使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考进大学后就可以轻松愉快地混日子了。但就我的体会而言，这种说法很误人。大学是我们朝着知识巅峰攀登的阶段，是铸就一个人今后谋生能力的关键时期，岂能是混日子的时段！但凡正规的大学，各专业的教学课程都是安排得很满，谁要想偷懒就会掉队，从此便是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我们外语专业当时所学功课不算体育课加起来共有十几门，仅英语就有精读、泛读、语法、口语练习、翻译技巧等课程，此外还有现代汉语、古文赏析、欧美文学史、普通心理学、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政治课等等。一年以后，又增开了第二外语课，我班确定的是德语，其语法比英语复杂得多，且发音还有大舌音、小舌音之分，名词有中性、阴性、阳性的区别，动词和形容词有时态、语态和变格等规矩，比英语难学多了。所有这些课程，老师们在讲课后都或多或少要布置作业，如果不抓紧课余时间，不起早贪黑，确实难以完成这许多作业。我当时在班上同学中属于年龄比较小的，精力也比较旺盛，但即便我每天不浪费一分钟，早上6:30分准时起床，7:30分赶到学校（最初半年是走读，我从家里骑车到学校需要半小时）早读或是做尚未完成的作业，晚上11点以后睡觉，才能勉强把所有家庭作业完成了。想想那些年纪已过30岁，并且要拖儿带母养家糊口的同学，每天要完成这么繁重的功课，确实有点力不从心。有些同学的脑筋比较灵光，他们知道要认真学好所有的功课，完成老师布置的全部作业，肯定会过得很辛苦，因而他们在学习中就采取了“有取有舍，突出重点”的方式。他们平常集中精力学好英语、德语等专业课的各门课程，对其他公共课则是得过且过，应付了之。前面说过，我们的老师有不少是摘帽不久的“右派”。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些老师尽管曾经因为爱较真而吃尽了苦头，但他们获得新生后依然是旧习难改，对教学极其认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们对勤学好问的学生非常赏识，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总是一丝不苟地分析和解答。对那些上课不专心，不交作业混日子的学生，他们则是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在一天上午的政治经济学课堂上，白发苍苍的蒋老师发现全班专心听他讲课的学生不到一半，其他同学有的在交头接耳，有的甚至在打瞌睡，他几次提醒都没啥效果，最后，他扔掉手中的粉笔动情地喊道：“要加油啊，十年动乱的幸存者们！你们不要以为进了大学就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将来到了工作岗位，还是要凭真本事吃饭的！”言罢，他的眼里竟然是泪光闪闪。蒋老师的言行使那些不专心听课的同学感到羞愧，对我的触动也很大。从那天起，我决心更加努力学习，既要对得起这些师德高尚，恪尽职守的老师，也要对得起自己高考前那玩命般的恶补。
作者简介
李宗明，年2月9日出生，四川省商务厅退休人员，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理事，金牛作协会员。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成都晚报、四川日报、青年作家、等报刊上发表小小说、散文、译作等20多篇,计10余万字；在国际市场杂志、经济日报、国际商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计20多万字。退休后，写有60余万字16个题目的自传体系列文章，其中《我的大学》于年被成都大学校刊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