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的治疗方法 http://news.39.net/bjzkhbzy/171226/5959473.html入队入团入党
作者▏子尹
“告别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叹口气“你真是一个书生。”
”“人生要有三大追求，入队、入团、入党”自上小学开始，这样不断地教诲就犹如浸漫在白纸上的墨迹，逐渐逐渐地深入脑海之中，成为自己年青时奋斗，努力的方向。
我入队时，是在一九五八年，刚满九岁。那阵的规定就是，整满九岁才可以入队。当时大炼钢铁正热火朝天，记得有一次，学校往一心桥旁的铜线厂送料，滂沱大雨中，我们跟在老师屁股后面，推着架架车，一路兴奋不已，奔跑不停。回家后发高烧，是不是因为那一次就入了队，记不确切了。当入队的大红榜贴在铁佛寺小学（茝泉街小学）那面大白墙上时，我常常一个人跑去把自己的名字看了又看。回家很骄傲地对母亲说“妈，你要给我做件白衬衣哦，我不要土白布那种，要白士布的哈。”妈妈嘴都笑来合不拢了“晓得，晓得。”我家三兄弟，都在一个学校读书，头上两个哥哥却没能入队，妈妈当然高兴了。
举行仪式那天，大队辅导员站我旁边带领我们新队员宣誓。读完誓词，她接着说：“宣誓人，黄欣芹。”我也跟着说“宣誓人，黄欣芹”她听见了，马上停下来“重来重来，你要说你自己的名字，不要说我的。”我的脸刷地一下涨红了，入队第一天，就害得大家宣了两遍誓，所以记忆深刻。
给我带领巾的是一个高年级姐姐，她手特别快，我还没看清楚，领巾就端端正正挂在胸前了。回到家，大哥、二哥都来看我的红领巾，大哥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二哥说：“让我戴一下嘛。”我哪里肯，没有入队怎么能戴领巾呢，绝对不可以的。二哥恨恨地看着我，一把扯下我的领巾往地上一扔，跑了。我心疼地拣起领巾，却怎么也带不好，不知道折腾了好久才戴上。但又怕忘了，在家里戴，又怕二哥他们说我“洋盘”只好到巷口的厕所里，蹲在那里练了好多遍。
一九六四年，进成都二中读初中，入团的事却不敢想，认为那是一件极不现实的事。该玩就玩，该学习就学习，自由自在，和同学们一样，过着普通的、正常的，自然的中学生活。
我对中学两年的生活与学习印象已经不深，能记得起的事也不多。
但对两件事有总体感觉。
一、读初中那两年，读了不少的小说，好像一周可以在学校图书馆借二次，我是一到点就去借书，从来没有浪费过。要是看完了，还不到再借的时间，就与同学交换着看。放寒暑假，就去紫东楼街香巷子口一个租书店租书,每天三分钱。店主是一个驼背，音容笑貌至今记得。不夸张地说，到“文革”前我国当时家喻户晓的长篇小说基本上都读过了。
二是不知什么原因，感觉与班主任陈荣华老师有点隔膜。经常得到他的“点拨”和“关照”虽然从来没有重话说过我，但我也进了好几回他的办公室。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无非上课“接嘴”“说话”“看小说”之类。
陈老师常常在教室后门隙一条缝，观察班上的情况。我当时眼睛近视，又没戴眼镜，当全班都清风雅静端端正正的时候，我还不知所以，仍然不安不静。为此，着了不少他的道。这是一位好老师，但当时不知道啊，只认为他很“尖”，所以有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为师的人是颇有信心与自尊的，越是这样的学生，越要研究你，注意你，看怎样把你转变过来，既为了你好，也是为师的尊严。
一天晚上自习课时，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把缴我的小说《青江壮歌》还我，还与我说起作者马识途。讲他如何参加革命，如何在川东拉武装，如何写小说。我是第一次听人给我讲真实作者的背景，非常新奇。讲到他与马识途的交往时，更是眉飞色舞。我突然觉得陈老师竟还是那么有激情，那么有知识，那么和蔼可亲。
他从办公室抽屉下拿出一个纸盒子，取出一双崭新的黑皮鞋给我看，说是他写作得的奖品，并把他在“成都晚报”发的文章剪报和稿费单给我看。这对当时的我，太震撼了，满是好奇与钦佩。末了，陈老师有意无意地透了一个消息给我：班上最近要发展一个团员，希望我不要妄自菲薄，努力争取。并说这个事，已和叶××（团支书）谈过了，他会帮助你的。我有些受宠若惊，我知道班上不少同学都很优秀，无论是说学习成绩，还是说表现，我都远不及他们。像我这样“调皮”“不听话”的学生，咋可能入团？一时我面红耳赤，心乱如麻，陈老师这样暗示我，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不可能的事，过了两天，我就把这事忘诸脑后，抛之九霄云外去了。可是，团支书叶同学真的找我来了。
在班上，叶是年纪较大的，也是四九年人，好像比我大一点。他头有些大，短发、皮肤有点黝黑、眼睛圆鼓鼓的、上嘴唇较厚、平时不多言多语，说话字斟句酌，显得成熟稳重。叶把我叫到操场上，没说什么要发展团员的事，只说班上最近纪律不太好，科任老师都反映到班主任那去了。陈老师叫他了解一下情况，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并说陈老师还希望我能带一个头，把班上的纪律，尤其是课堂秩序维持一下。我有些不高兴，这样说，是不是我是班上纪律不好的罪魁祸首。他忙说，不、不、不、是因为你最近进步特别大，陈老师和我们都希望你保持住这个积极地趋势，把班上的风气转变得更好。我缓和下来，表示把自己管倒没问题，管其他同学我就没得这个本事了。支书表示理解“就是，各人把各人管好就行了。”但他随即提出来，说想和我一起上学，要我每天早上去他家喊他。我有些踌躇，原来是每天都要去叫另一个同学的。再说，我与叶也并不常在一起玩，接触不多，并不是一个“朋友圈”的。与一个不是“朋友”的人每天一起上学，有些违我本意。可又想，人家都已经提出来了，拒绝了，不是太“方”别人了吗“好嘛”我有些勉强地答应下来。
叶同学家在晚报隔壁的新巷子，我上学可走可不走他家巷子口过，因为有约，所以必须走那了。当然，拐进巷子肯定是要多绕个几十米的。这样喊来喊去有一个来月的样子，我有些吃不消了。这是因为，我一日三餐在学校吃，早上时间比较紧，去喊他的时候，他经常要我等。等他吃了饭，要出门或已经出门走一截了，他又慌里忙张地说“不忙，等我一下，我还没喂鸽子。”等他爬上小阁楼，把鸽子喂了下来，起码又是十来分钟，赶到学校，同学帮我盛好的稀饭早就凉了。还有，在路上，他虽然不指名道姓地问我昨天谁谁怎样了？谁谁又爪子了，但他希望把一些人，或一些事在我这里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却是十分明显的。这於他是工作，於我却是负担。我不愿背后议人议事，也不愿撒谎。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应对，自觉很是困窘。我开始认真思考，我为什么要喊他一起上学？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样不自在？一直悬在水底下的那个阴影终于浮了起来：那个促使我去喊他的根本缘由，其实就一个：想入团。他没有说，我也没有说，但我们心照不宣。我知道，在我潜意识里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
但我韧性不够，耐性不足，在我终于没有去喊他上学的二周多之后，一个消息在同学中不胫而走：周同学得到了入团志愿书。我在心里不断地问自己，如果我坚持下去，哪怕再坚持二周，与叶一起上学，这志愿书会不会就是我的了？我不知道，这已经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问号。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一切都停滞下来，更不用说入团了。
十年时间，一晃而过。日历翻到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年已27，下乡八年，入团梦不再做。要说入党吧，更是奢望得不可能的了，连想却没想过。我日思夜想的，全都是什么时候能调回成都，去哪个单位？但世界上的事，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谁也说不准，你的下一步会遇到什么人，或遇到什么事。
那个夏天，满世界都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八级工资制”农村概莫能外。我因“知青”能认几个字并在村小任教，就自然地成了批“法权”的宣讲员。哪怕我自己连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见过（村小任教每月补贴17.5元，口粮钱大队另给）在领了众多的资料，读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作了一些准备以后，我开始滥竽充数，奔波在本大队甚至其他大队的各个公房里，讲着一些就连自己都不甚了了的东西。一天晚上，在公社宣讲完回到家，刚把灯点上，队长就进屋了“大队喊我通知你，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队长与我素来不睦，说这话时也是秋风黑脸的，一点没有喜庆的样子。我不以为然，漠然招呼过，端起煤油灯就到厨房做饭去了。
大约十来天吧，队长在公房，隔着几个田坎，长声幺幺地叫着我，我跑过去，他急吼吼地说“喊你写的入党申请书喃，大队在催了。”哎呀，我忘了，真的忘了，没把这当真。我只好应付说“我也不晓得咋写，又没得哪个给我说。”他盯我一眼，从口袋里摸出一本早已准备好的《党章》“拿去，看看这个，再把家庭情况写清楚。”这是刮的什么风，我自己觉得，我还远远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在我心目中，那依然是一个神圣、光荣的称号，也是一件神圣光荣的事。我想不明白，大队为什么要这么急促地催我写申请书。只好先给家里写信，告诉了缘由。父亲也不报希望，但他的回信却使我有些惊悚：一、抗战时他当过国军士兵，在凤凰山机场搞地勤。二、临解放时，他在盐市口一个徽商那里作帐房，在一个事关商号诚信的问题上，老板与他商议，没有及时给新政府提供一个客户的情况，被关了半年。三、他参加过袍哥，且列五排。袍哥五排是个什么玩意儿，有没有罪，让我忐忑了半天，找不到人商量，一切就都如实写吧。
写好申请，正要去交给队长，大队书记却上门来了。那是一个半下午，细雨蒙蒙，我刚刚下课回家。书记披着雨衣，一溜一滑踏上屋沿，一面抖雨衣，一面冲我嘿嘿地笑。书记来，并不是谈入党的事，而是找我借钱。在我把钱（五元）递他的当口，他随口问我一句“赵队长喊你写申请没有，申请咋没交上来呢？”顺着这话我也半真半假地问“咋喊我入党喃？”书记接过钱挺高兴地说，县上有一个发展知青入党的名额，给了我百丈区，区上把这个指标放到我们公社，公社经过研究又把它放到我们大队并且指明要给老知青。你想啊，我们这个大队，除了你，还有哪个是老知青。你快点交哈，书记嘱我一句匆匆离去。我有些明白了，公社秘书（在“平叔闲谭”《我是怎样当上工人的》对其有介绍）一向交好于我，此事想来与他有关。但我高兴不起来，我是很想入党的，实话实说，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其意义不亚于调回城，但我不愿意以“名额党”入党，更不愿意因“后门”入党。从根本上说，不是我本人表现得到认可，而是以“知青”身份，可以跻身入党。我顿时兴味索然，把写好的申请书压在了箱底。队长索要无果，此事也不再提。没过多久，我对面生产队（本大队四队）一个才下乡一年的知青入了党，不久就被调回成都，进了东城区商业局。记得，陈齐刚（四班的下一大队八队）从卫校毕业来看我的时候，我跟他讲了这事，并把正坐在我们对面喝茶的那个知青指给他看了。陈齐刚火爆性子一下就发了，挽起袖子就要过去打，我拉住他，这不关别个的事。如果说，入了党就能调回成都，那我的申请无论如何也要交的，至于批不批那倒是另一回事了。但当时并没想到这一层啊。
七八年进入大学后，我对自己的人生理念，价值取向，有了新的认识与选择。每个人的每一种选择都与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在一定的时代、社会、政治制度下，任何选择都无可厚非，谈不上谁个的好，谁个的不好。但他一定适合于自己，适合于自己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吧。
八零年认识妻子时，她是大学教师，我只是一个学生。我们坦诚交流，我告诉她，这辈子我不会入党，不入党就当不了官，对一个既不入党又不当官的人来说，你要考虑好。她没刨根问底，其实，就是问我一个为什么，我当时也未必谈得清。她淡然地说：“家庭生活不是要入党当官吧。”但事情并没有结束，我的入党之路还没有走完。
八四年底，我得以借调到成都市教育局（“平叔闲谭”之《借调》己有详细讲述)。
调到市教育局，为的是编写《成都市教育志》，我的顶头上司是市教育局局长主编解子光。其时十几位同事，均已离退休，都是中学里的校长或主任。在教育志工作两年以后，同事裘老师找我谈话，委婉地提醒我，靠拢组织，争取更大进步。裘老师是一所中学的校长，13岁就入党的老革命。一个山西人，高且瘦，四川话说得慢慢的。我知道他意思，但我心已定，所以顾左右而言他，常常不接他的话茬。裘老师几次三番以后终于把话挑明，要我写入党申请书。他说，整个办公室，全是老同志，都是党员，不少人还是解放前就入了党，只有我一人是例外。每周二下午政治学习，本来可以学习之外，再谈业务或者集体活动的，而我不在，很不方便。再说，我的表现大家都认可，业务不用说，打扫办公室，出差买票，登记住宿，都是我忙上忙下，为大家服务做了不少事。所以，要我写申请书，既是整个办公室也是他们这个支部一致的意思。我说，我比你们年轻好多，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不存在表现不表现的问题。对所谓写申请的事，依然不置可否。这样拖下去，我以为，过一阵子他就搞忘了。
一天，解局到办公室，转了一圈临走时轻描淡写地对我说：小w，晚上到我家来一下，给你谈点事。
上门前，我把自己承担的那些工作默了一遍，不说无懈可击，倒也没有什么大的纰漏。刚进门，立足未稳。解局就发话了：“小w，我喊裘老师给你说了几次，你都不写申请，硬是要我来动员你嗦。”我恍然大悟，不谈工作，是说入党这码事。但我没法在这样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面前谈自己的秉持和坚守：无论是作为一个自然人还是社会人，我都是我自已的。解局是学哲学的，他曾给我看过他在武大的毕业论文，厚厚的一大本，全英文。我可不想在他面前班门弄斧奢谈什么人生观，什么价值取向。他的信仰，他的忠诚，不容亵渎，这点轻重我还是有的。但问题直逼面前，我也无法回避，只好拣接近处说了。“解局，谢谢你，你是要听我真话还是假话。”
“找些话说，啥子真话假话，直说。”我的回答让解局有些意外。
“好，我不入党。我不入党其实很简单，就是自己不想受束缚，不想让别人管，也不想管别人。”我张了张嘴，还想再发挥下去。
解局把手掌一竖“好！我明白了，人各有志，这事到此为止。”
告别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叹口气“你真是一个书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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