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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语
周建渝教授年9月以讲座教授加盟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在文珠，周教授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小说名著专题研究、中国古代经典细读等课程，同时主持开设《红楼梦》读书会、举办古典文学专题讲座、学术漫谈，参与教学经验沙龙、青年学术沙龙等活动。教学工作虽然繁忙，平日里也常见他来系里应约指点青年教师们的研究与指导学生们的课业。周教授精进的学术造诣、对学术的不倦热忱、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谦和仁爱的待人态度，深深感染着师生们。本文是我系级硕士研究生刘秋杏同学对周建渝教授所作的治学访谈，从三个部分呈现周教授孜孜不倦、博采众长的学术追求及西学中用、重读经典的治学之道，以飨读者。
人物简介
周建渝，年生于重庆，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先后执教于重庆渝州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副所长、中文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院中文学部主任。现任中文系（珠海）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特长：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出版学术论著《才子佳人小说研究》《传统文学的现代批评》《多重视野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徐陵年谱汇考》《叙事与抒情》，主编《城市文化与人文视野》《健康、和平、可持续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合编《重读经典：中国传统小说与戏曲的多重透视》，并在世界各地发表中、英、日文学术论文数十篇。
年于美国女儿家，逗趣外孙。
一、从上山下乡到漫漫求学：
问学必有师
刘秋杏：周老师好！您于20世纪70年代留下的一张知青老照片深深地吸引了我。您能谈谈您从一名上山下乡的兵团知青到一位孜孜不倦的求学者的经历吗？
年下乡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西双版纳），经两天一夜火车颠簸，到达昆明站。
刊于《成都晚报》（年8月24日）
周建渝：年8月，年仅十六岁的我刚念完两年初中就离开重庆，去了云南西双版纳国营农场，当时叫做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十五连。这张照片珍贵地记录了当时四川知青到云南上山下乡，从昆明火车站走出来的情景。其中走在队伍前面，手捧着一幅毛主席画像的黑瘦小男孩就是我。后来这张照片在《重庆晚报》《春城晚报》相继用到。在兵团当了六年多知青后，我和很多“老三届”参加了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在云南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因为我经历的时代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深觉自己学得太少，因此进入大学校园后，颇为学问所吸引，对学习充满了兴趣，便如饥似渴地投入进去，居然能够把青壮年消耗在学业上，实非当初所预料。
本科毕业后，我进入渝州大学中文系任教。两年后，我又成功考取了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夕，我有志到北京深造。那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蒋和森先生招收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小说。我很喜欢蒋先生的《红楼梦论稿》，遂生报考念头，便用半年多时间悉心准备，又得社科院文学所陆永品先生引荐，得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社科院毕业之前，承蒙王利器、蒋和森、汤炳正三位恩师的推荐和浦安迪教授的垂青，申请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全额奖学金。所以我在参加完社科院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两星期后，前往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开始了五年的留学生涯，并于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从知青一路走来，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读书上瘾的我始终得到了机遇的眷顾，也就一直坚持着读完了学士、硕士、博士。过去一些同事和朋友曾评价我道：“你真是学不够啊！别人学一个博士就够了，你还学了两个！”我后来细想这背后的原因，一是学习兴趣使然，二是觉得留学是个好机会，趁年轻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开拓眼界、增长见识。总而言之，从上山下乡到漫漫求学，机遇和努力两者缺一不可。“不管是在何种境遇下，一个人的前途要靠自己去争取。”我父亲常对家里七个子女说的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俗话亦有云：“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比较幸运的地方是，我在努力的同时也抓住了机遇。在不断努力的过程中，人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很多挫折和挑战，更高目标的实现往往也意味着难度的增加。做学问和做人一样，不要放弃，要么不做，做就要锲而不舍地把事情做好。我上大学时英文教材里面有句格言，中文译作“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我至今印象深刻。
刘秋杏：请问老师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报考中文系呢？
周建渝：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写点东西。但是因为所处年代特殊，学时严重缩水，我只读了八年书：小学六年，初中两年，在课堂上没学到多少知识，后来没上高中就去当知青了，所以我觉得自己理科底子不行。在云南建设兵团（农场）的几年，我当过连队文书，后调到团部（后来叫景洪农场场部）、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前身是一师师部）。在机关里少不了写各种会议材料、调查报告，也有一些青年理论干部进修和写作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思辨和写作能力得到一定的锻炼和提高。
年，大学恢复公开招考，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报名参加，幸运地通过了考试，满分分的语文卷子我考了85.5分。填报志愿时我选了服从分配，就被录取到中文专业。我曾有一次报考研究生的失败经历，自修中国哲学后，在本科毕业前夕索性跨考先秦两汉哲学方向的硕士，没有考上。好在我并未放弃，两年后改考本行，报考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才得成功。此事现在想来还觉得有趣。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潜力有信心，就不要轻易地放弃发展的机会，哪怕是处于逆境。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能力，而我们所能做的是：尽自己的能力。
刘秋杏：您年轻时曾得到屈守元、王仲镛、王利器等“蜀学”学者的悉心指导，这对您的治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周建渝：大学本科，始知学问之深。虽涉猎广泛，然入门需躬行。本科毕业回渝任教，为考研究生，深得西南师大徐永年教授指点，补上文字、声韵、训诂三科。进入四川师大读硕士，师从屈守元、汤炳正、王仲镛等恩师以及时任客座教授的王利器先生，受到严谨的“蜀学”浸濡。屈守元、王仲镛、王利器这三位老师都是比较典型的四川学者，他们的学问做得非常扎实，小学功底尤为深厚，自称“蜀学”。恩师一再强调阅读《四库总目提要》与张之洞《书目答问》，视之为“治学门径”。所读典籍，不再是今人“选本”，读《诗经》必读毛序、郑笺，读《楚辞》必读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读《庄子》必读郭象注、成玄英疏……也是在那时，系统地补了目录、版本、校雠等科。后来写文章，知道该怎样去寻找资料，多受益于此时的训练。写硕士论文，本打算跟汤炳正先生治《楚辞》，然而承蒙屈守元先生厚爱，坚持要我做徐陵，由他与王仲镛教授指导，从徐陵年谱做起，进而作品版本考证，然后讨论其骈文，再扩展至“宫体诗”与《玉台新咏》。屈先生说，这个过程是一种治学的系统训练。为了完成徐陵年谱的研究，我把《梁书》《陈书》等南北六朝的史书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在此基础上来写作《徐陵年谱》和《徐陵骈文初探》。其中量比较大的《徐陵年谱》，我后来到了新加坡教书后才着手修订，充实至五万余字，后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全文发表，此时距离我年写完这篇硕士论文已近十年。到了年左右，承蒙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范子烨研究员邀约，我又重新修订完善，写成《徐陵年谱汇考》，后被收入《中古作家年谱汇考辑要》系列丛书。在川问学期间受益于诸师，使我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功底。多年来的潜心研究，都离不开他们给予我的文献学方面系统严谨的学术训练。除此之外，这几位前辈还告诫我们做学问不可急于求成，“把该读的书好好读，学问到了成果自然就有了。”他们的这番话我也一直牢记于心。
刘秋杏：您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一期间，您所受教的前辈中，哪一位或者哪几位老师给您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周建渝：总的来说，我非常荣幸能够得到众多名师的指导。年，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士，接受的训练颇不同于“蜀学”。恩师蒋和森教授是50年代最重要的红学家之一，他的学术研究深受苏俄文艺理论的影响。他时常督促我多读文学与美学理论书籍，做研究要有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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