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稿酬制度曾经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我们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家，是不会为稿费而写作的。”这种高调，今天听来似为天方夜谭。但是以国家公器、以行政手段、以公办媒体推广的作品，其巨额版税的合理性还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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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稿费：革命文学的受益与风险
——关于《红岩》的稿费收入
文/钱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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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红岩》署名作者杨益言和未署名作者刘德彬之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著作权官司，在这场官司的进行过程中，许多参与者都一次次提到作者们当年的稿费收入。当然，人们关心的主要不是他们稿费收入的数字，而是当年稿费收入的分配方式，因为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是，《红岩》出版后的最初几年，《红岩》的大笔稿费是由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三个人来共同享用和支配的，这成为人们简单地就可以断定刘德彬是《红岩》作者的重要依据。正如马识途在一篇很是为刘德彬鸣不平的文章中所说：“刘德彬如果自始至终没有参加过《红岩》的创作，那么《红岩》所得稿费为什么在交了党费之后要三个人平分呢？”[1]当然，像马识途一样，这些不得不“站出来说话”的人，都不是在此道听途说，随便说说，而是在《红岩》写作和出版前后曾经深度介入此事的当事者。如当年三位作者的直接领导、重庆团市委书记廖伯康说：“由于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都住过敌人的监狱，又共同创作《红岩》，因此《红岩》一书出版后的稿费也是由他们三人共同处理的。如资助一些烈士遗属，以及将相当大笔稿费以他们三人名义交作党费，所余稿费由他们三人共同开支，买的生活用品大都是一式三份。他们常常是同吃、同住、同用，我曾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现在已经在过共产主义生活了’。”[2]
对他们三个人曾经共同支配过一笔数目不菲的稿费这件事，大多数当事人记忆最深的不是他们买了一样的家具和穿着同样款式的大衣，而是年秋天他们三个人一起在市文联党组扩大会上对稿费使用情况所作的说明和检查。当年的重庆市作协办公室业务组组长杨世元回忆说：“关于《红岩》的稿费分配，是在党组书记李少言主持的文联党组扩大会上提出的。作协和美协支部的党员都参加。会上，罗、刘、杨三人口头谈了稿费的支用情况，后又用三人名义写了书面报告。印象中，单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支付的几次版税就有7万多。这笔稿酬，罗、刘、杨三人是不分轩轾，共同使用的。”[3]
除了当事者们，重庆市高级法院的法官对当年稿费分配的情况也很重视，在一次庭审的时候还向杨益言询问“文革”以后《红岩》的稿费收入，杨随口说了一个数字“万”，但随后又补充说“国家经济困难，没有发”。
对于当年的稿费收入，杨益言在一篇文章中说：“《红岩》付印前，市委叫我先回渝。罗返回后告我：共得稿费六千元（千字15元，40万字），从年到年三年创作期间已支用四千元（包括罗带回的一箱高价水果糖），尚存二千元。一致同意由我交去市委。我向市委常委、组长部长肖泽宽报告。肖说：‘现在是困难时期，你们几年熬更守夜的，拿回去自己用吧。’我只得拿回，和罗再商量，我提出：党费还是交，但也尊重肖的意见，交1元，留元。后来，留下的这八百元和一箱水果糖就是罗、杨分用的。这是年初的事。再后来，刘调出来了，一起工作了，经济上未分彼此。”[4]杨益言说这段话的意思是想反驳别人屡次提及的三人平分大笔稿费的说法，按他的说法，所谓“大笔稿费”其实并不大，只是年初由罗广斌从北京带回重庆的元，而且还要扣除此前已经花掉的欠账元，就是剩下的0元也交了1元的党费，留下的元也并不是和刘德彬共享而是和罗广斌平分了。那么，《红岩》的稿费到底有多少呢？如果真的如杨益言所说只是并不太多的元，年整风时重庆市委和重庆市文联对他们稿费的格外白癜风排名白癜风的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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