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抗日战争中保家卫国的将士们!
方军，你为什么要写“鬼子兵”？
林红
《我认识的鬼子兵》是我国目前惟一一部描述日本侵华士兵回忆当年在华暴行及今日心态的域外札记。青年作家方军通过七年的留学生涯，在他的书中展现了渴望和平、停止一切暴力和非正义战争的强烈的信念。在那些他所采访的老鬼子中，他们或忏悔，或缄默，或战战兢兢苟活于人世，青年时代的罪孽令他们无地自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倘不使后人重蹈覆辙，我们乃至更多的后来者必须反省已逝的这一切，必须长鸣警钟——
＊我为什么能够并且付诸文字，去写《我认识的鬼子兵》?
我是年生人，土生土长于北京。上小学时遇上“文化大革命”，“文革”后没有上过学。年参加工作，16岁在首钢当铆工，就是铁匠，整天抡大锤什么的。那时，觉得生活特别艰苦，觉得不够睡的。每个月挣16块钱。年，我18岁时当兵，在铁道兵某师汽车营当汽车司机。年退役，回到北京，在外交部系统工作。年我开始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夜大学，学了4年日语。当年外交部特缺外语人才，年我毕业后，外交部分配我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当日本记者的助手。我觉得那4年记者生涯对我整个人生影响特别大。因为日本记者工作特别勤奋，他们每天要了解中国的各种信息。那个时候我每天头两个小时的工作是看报纸，上午看这么一大摞，下午又这么一大摞(作手势)。那个时候的中国报纸容易看，各类报纸都是新华社通稿。年，我调至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每天办理签证，所有中国人员，包括公务、私人的出境都需经我手。这些人或探亲，或观光，还有许多人是战争孤儿，就是他们父母曾在中国打仗，战后子女留在中国，也有很多是两国通婚的子女。后来，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也该出去瞧瞧，也想办留学。那时，外交部干部不能出国，年我又调至《中国开发报》当记者，年2月我就出国了。我在日本两所大学读研究生，学习社会学和经济统计学。直至年3月回国。我一到日本，就碰到一个老头跟我一起打工。他就是一个曾经侵华的老鬼子。很奇怪，他对我特别好，每天让我去他们家玩。我开始琢磨，能否试图写写这个人。当时，这个想法不是很明确。后来，他又把他的朋友介绍给我，也是老鬼子，打过中国。他们觉得能在日本遇上中国人很新鲜。我和他们交谈很自由，经常住在他们家就不回去了。有一次，我碰到一对夫妇，他们都曾是侵华日军，每一次去他家，他们都给我跪着，我每次都想，给不给他们扶起来。我们就长时间地保持沉默。我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件事。他们二人对我很好，给我买这买那。我觉得他们是一种忏悔的方式。渐渐地我就有了写写他们的念头。
当然，我必须谈谈我为什么会写这本书?现在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共有27万人，很多人采访过老鬼子，但写老鬼子的书我是第一个人。因为我进日本国的时候已经37岁了，年龄很大，其他留学生大多是20多岁的人。这个年龄表明了这么一个概念：其他年轻留学生的父母大多是40多岁，40多岁，肯定是年日本投降以后才出生的，所以他们没有同日军血战的经历，也没有对日军侵华的直接印象。我父亲是年参加八路军的。我们的老家是河北满城县，《平原游击队》和其他小说都写过这个地方。这满城是八路军反扫荡同日本鬼子来回打来打去的地方。我们老家叫方顺桥村，这个村整个让鬼子烧了，村里很多人都给杀了。我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父辈仇深似海的教育。和我父亲一同出来参加八路军的人有18个，到抗战胜利那一年仅存3人。父亲的哥哥是八路军的区长，被抓后不投降，鬼子就把他的舌头拉出来，割掉。后来，又一刺刀捅死。老乡们觉得他很英勇，就立了一块碑在村头。父亲的弟弟后来在战斗中也牺牲了。我上小学时，裹了小脚的姑姑常来北京看望我们家，她经常说起鬼子杀人放火的事，我印象很深，这就是我的家庭背景。
我到日本后，看到鬼子，接触的多了，久了，就想记录下这些。当我采访到第4个人的时候，我于年开始向《中国青年报》投稿。但回信是不能用。为什么呢?影响中日关系。我当时特别沮丧。我在日本一方面要留学，教授布置看的书很多，很累。我还得打工。加上这些采访，要占用我很多时间。我决定不再写了。年，日本投降50周年，就是二战胜利50周年。我又开始写，在日本报纸上写。包括批评日本首相桥本，因为他当时参拜了靖国神社。我当时是这样写的：桥本首相，我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作为一名中国的退役军人，我感到你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摆有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战犯的牌位，他们都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你的行为让人感到气愤。我又给中青报投稿，这次不同，报社方面跟我说，能否再多写一点，甚至要多一些照片。年《中国青年报》发了一个整版，题目就叫《我认识的鬼子兵》。我大概写了4个到5个鬼子兵。这篇东西是8月25日这一天登出来的。
＊老鬼子兵，他们在想些什么?我用怎样的方式采访他们战争的行为和战后的心态……
据了解，当年的侵华日军在日本大约有30—40万人活着。他们都已到垂暮之年，重病缠身。趁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弄到他们侵华时的日记、照片、物证，了解他们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和今日的心态，是我在日留学时干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写这本书，基本素材都是在日本写的，写了好几年。很多中国留学生听说我在采访老鬼子，还要写一本书，他们都说你简直是“八嘎”，就是傻瓜。到日本来你不多挣点钱，或弄个学历，你来干什么。但我决心已定，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必须干出来，即使不漂亮，也得干出来。
鬼子兵们有个规律。他们来中国打过仗，呆过几年，甚至十几年，所以一见华人就有一种亢奋，显得十分亲近，自我介绍去过南京、武汉。接着罪恶感涌上心头，垂下头来，避开问询的目光。去了解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当年的老鬼子们不过是一群开机床的、种菜的、送信的、做木匠活的、开饭馆的、修铁路的、教书的、敲锤子的、当会计的平凡的人。但是，一旦被灌输进“为天皇圣战”、“武士道”、“大东亚共荣”等军国主义思想，他们就成了随时会举起屠刀的刽子手。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现在的老日本鬼子中已有不少人悔过了，认罪了，甚至有的人会被罪孽的恶梦纠缠一生。当然，有些人态度也挺暧昧的。真正能像东史郎一样站出来反对过去的战争，很多人并不敢，但在背地里他们什么都说。
我就从一开始的无意到了后来有意识的寻找采访他们。在日本留学期间，除去上大学，我洗过盘子，拆过房子，送过外卖，背过石头，管过仓库，在流水线上轧过管子，在停车场不停地开过多种车辆，在医院当过护理员，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老鬼子。我打过一份送外卖的工，骑摩托车送订饭给客户。这有一个便利，就是有机会去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家。我去过警察局、大学、中学、工厂，最重要的是我因此达到了目的。我去过许多日本老兵的家。日本老兵有一个老兵协会，他们互相介绍，说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你可以给他电话，他送饭给你，你还能聊聊天。他们中有空军、海军，更多的是陆军。他们订饭，因为他们是日本的普通人，我并没有认识许多大军官，我认识的普通士兵，更能代表民意。采访他们，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中国人心中有一个盲区，认为日本人对二战的行为不认罪，整个日本民族都不认罪。我不能同意。我切切实实在日本采访了那么多日本老兵，是表示忏悔的。民间要放弃战争、保卫和平的意识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有很多老兵表示歉意的方式是给我买音响、电器等。我有好几个同学的经济保人都曾是侵华日军。他们每个星期都会请我们吃饭，其中有一个是关东军，有一个日本军医。那个军医拿出好多照片给我们看。他穿着军装，戴着白手套站在那儿，杵着军刀，后面就是前门楼子。我问北平给你什么印象。他说只记得黄包车，他叫洋车，拉两圈，车夫不敢要钱，他具体也不到哪儿，心理上就有了占领军的自豪感。还有的老兵也是这样，拿些鸡毛蒜皮的事来讲，不愿配合。他们不愿说过去的事，不愿具体地说。但是我采访他们也不是认识了就可以敞开说，很多人需要很长时间后才说出来。每个星期天，我差不多都到他们家做中国菜，他们叫朋友、家属来吃。他们开始都是为了这种很好玩的目的。然后才进一步问，当时侵华战争你哪年去的，参加过什么战役，在哪个省哪个城市驻扎过，杀过多少中国人。这都是最后的问题，到后来，话题很自然都会归结到这一点。我觉得那根本就不是采访，纯粹是人与人的交谈。有很多老鬼子，他们甚至很有理智，像“小林勇”(化名)，他是我最熟悉的一个老头，他对我说：“任何权力失去制约都将形成灾难。”当时听完这句话，我赶紧拿圆珠笔，写在衣服上。我打工的工作服是白色的。我一旦听到什么特别好的话，我立刻就写在裤子和上衣上。我的工作服里外全是圆珠笔印，两边都写满了。我的老板不高兴，说你为什么这么邋遢?但我想，如果我真要拿着采访机、笔记本什么的去问鬼子，他们很多话就不会告诉我，我只有采取这种特自然的方式随意地写在衣服上。每天晚上下班，我再一点一点记在本儿上。等我回国时，整整一个箱子里面，全是这本书的书稿。
我想就这个话题插几句话。我想说的是二战中中国死了万人，有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日本占领中国14年，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么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理损失。而年中日建交以来，中国人没有一个人在日本大使馆前游过行，我始终想说这些话。包括每年“8·15”日本政界领袖都去参拜靖国神社，他们这是在向亚洲人民挑战，向中国人民挑战，向这份侵华罪恶史挑战。
＊我的书终于出版，我松了一口气。
回国后，我开始整理并认认真真写出来，年12月10日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我书的原稿30多万字，有时候一个章节就写很多篇。我同老鬼子谈战争的占3%，97%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现状的看法和他们的分析。我觉得这方面的事情特别有意义，可惜出版时很多被删掉了。所以这本书在结构上就显得松散。但毕竟当时出版公司集中了很大的力量来帮助我出版这本书，它的面世，使我松了口气，我可解放了。我把那些手稿全扔掉了。后来，香港三联书店又决定全面出版这本书，我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开始补充回忆。我想这本书能够再版，让更多的中国人、日本人知道历史，反省历史，特别有意义。后来香港政府把这本书作为香港中小学生课外必读物，所有的中小学图书馆必须买这本书。在台湾，该书第一版就卖出本。《我认识的鬼子兵》现在也上了互联网。这本书还被中央实验话剧院改编成话剧。一开始，他们想改个名叫《世纪的忏悔》，但他们马上就自己否定了。最后，保留原书的名字。话剧在北京演出，演了30场，场场爆满。今年4月10日以前，我请日本老兵东史郎立即到北京来看这出戏。4月10日那天，96岁的吕正操将军来了。他是原铁道兵司令，我的书序就是他写的。我父亲在晋中军区当八路军的时候，他就是我父亲的司令，我当了7年铁道兵，他又是我的司令。我的书名是张爱萍将军写的。年，我跟日本记者一起去采访过作为国防部部长的张将军。那时，我是作为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秘书，是不能随便说话的。那回，我很想走过去同将军握握手，但身份不允许。我作为普通的退役军人，有这两位将军给我写书序和书名，感到非常荣幸。我当了7年兵，最大的官才当到副班长，还是新兵连的(笑)。同时来的还有其他同日本血战过的孙毅等15位老前辈。他们能同东史郎坐在一起观看我这出戏，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幕。60年前，他们是浴血奋战的敌人，是侵略和反侵略的对手。60年之后，他们能坐在一起，同台看戏，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大转变。这说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已把耻辱抛在了历史的烟云中。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哪怕一个人，也有日本国民站出来，向中国人谢罪，我认为东史郎是一个具有忏悔意识的了不起的人。
我写完这本书后，《东方时空》对我作过两次专题报道。《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也作过专访。我自己感觉我国很多报纸、杂志都登过我的消息，很多报纸还连载过我的作品。这本书还被评为年中国十大畅销书。我不能忘的是那次《东方时空》对我的访问，那是年12月13日。那一天是南京大屠杀60周年，在那个纪念日里，南京市第一次拉响了汽笛，也是南京市第一次举行全市的集会，纪念这个日子。这天我在《东方时空》同方宏进整整谈了一个半小时，播出了32分钟，我主要的思想都通过这个节目表现出来了，我觉得很满意。我听中央电视台人说，南京人看了这个节目，都炸了，他们说中国留学生有一个人做这样一件事，他们特别满意。
这本书现在正在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电影也叫《我认识的鬼子兵》。由香港梁家辉主演，日本高仓健等加盟出演老鬼子。这部片子多部分在日本国作为拍摄现场，还有一部分在中国山西省。本片对原作改动很大，里边那个方军，就是“我”的原型，叫什么我不太知道。有一个日本姑娘和我好上了，这个那个的(笑)。当然他们是为了商业目的，我没有太多的权力和必要让人家改编成这样或那样。书在先，我要表达的意思全在书里面，这就足够了。
＊一点遗憾和感慨
这本书出版后，也有不同的意见和反响。书最后部分，我写我有一天去北海道中国总领事馆办事，迷了路，那时札幌的雪有这么厚(比划)，我下了火车，坐地铁，找了半天，中国领事馆在哪儿呢?老找不着，最后问日本人，他说：“那边，那边。”我在很远的地方看见中国国旗，我特别激动，我就写那个时候的心情，这篇题目叫“白雪红旗”。当时有个中国留学生写了一篇长东西，说方军是给我们画了一个图腾，这图腾的意思你们受过大学教育你们知道，他认为这没有必要。我就没机会碰见那个留学生，要是碰见，我会问问他，那挂一什么旗，挂日本旗你看着舒服不舒服?
但是，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大部分人见了我，仍是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方军，你干得不错。这本书给我带来一点点人生的满足感，有一点点。比如说，今天去大召寺参观，那里的头儿跟我握手，说你的书我看了，特别好。我走遍全国各地，很多人跟我说这种话。作为一个写过书的人，不敢说作家，有这点成功感大概不多吧。我去日本之前，没有挣钱、弄学历的想法，就是想去看看日本。虽然之前有过写一本书的欲望，但在日本接触了老鬼子才有了书的内容。但是我这本书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高明。我直到现在根本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题材。我觉得大家白癜风医院长春哪家好辽宁白癜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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