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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元旦里，朋友圈被各家媒体的新年献辞刷了屏。依然是各种情怀满满，依然是各种温情脉脉的鸡汤。
但是，别再撒谎了，媒体自我建构的社会幻象早已破裂，沙地在流散，建造在沙地上的高楼也正在崩塌。阳光不再专门打在谁的脸上，四散奔逃，各自寻找安身立命所在的人们并没有相依前行。
在这个媒体大变局的时代，对不起，光谷客无辞可献。
我们也只是新媒体一个摸索的尝试，还在孤独地前行，它包含了我们对光谷的看法，对新时代媒体趋势的看法，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媒体人，对自己初心的忠诚。
——谷哥
这个元旦，我去了广州，转了数趟公交去佛山看一个延续多年的古村落。村里没有游客，在那个遍地作坊和工厂的小镇上，被几道简单的门楼隔成了另外一个世界。
村子里有新修的现代楼房、有汽车、有机器轰鸣的作坊，但即使一间即将废弃的破旧祠堂里，也有人贴上最新的福联，向祖先祈福。
人们在几百年的古树下闲聚，在几百年的古井里取水，这里曾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但这里依然有乡土，有根，蓬勃向外，无法复制亦无法速生。
这个村子让我想到光谷，想到我自己在做的光谷客。
光谷客写过了很多光谷创业者的故事，新年新气象，这一次，我想聊聊光谷客自己的故事。
在朋友圈被“胸大”女记者那篇吐槽武汉和武汉著名媒体文章的时候，老久在办公室里踱着方步拍桌子，“怎么就走了呢，武汉也还是有媒体的呀！”
我环顾了一下我们办公室，悄悄翻了个白眼：“可是这里也装不下多大的胸啊。”
虽然我们之前报道武汉最著名的商圈之一——光谷步行街拉横幅事件后，他们董事长通过管委会找到我们，好奇地问过：“你们是哪家主流媒体的啊？”
看我跟老久闷着头不开腔，头发花白的董事长继续追问，“你们是长江商报还是长江日报的啊？”又唉声叹气地剖白：“你们写得是很客观理性，可是真的影响招商啊。这跟那些造谣的还不一样。”
老久躲不过，只好接口，含糊地说：“我们就是光谷的媒体。”总不能直白地告诉人家，我们就在你们对面的居民小区里办公吧。
别说深居简出的董事长，其实我对武汉的媒体格局也没什么概念，来武汉之前，好多朋友问我，是不是去了九派，我只是打着哈哈说，“没有哦！”心想九派跟我有毛关系。
所以当时看了大胸女记者的文章后，一时之间的感情是，错愕、惊疑和惋惜，皆有。
错愕的是，我们的故事好像有一些重合的部分，也是刚刚孤身从另一座城市另一家媒体跳过来，新鲜而热血，也是对武汉一无所知；惊疑的是，媒体行业的泥沙俱下里，断崖为何总是来得这么突然；惋惜的是，其实，一切并没有那么糟，媒体人这矫情病什么时候能治好啊。
所幸的是，我并没有去长江日报或者九派这样庞大的新闻机构。而是在彭玲玲辞职信里的“光谷某个鬼地方”。说起来寒酸，只是一个小小的创业公司，办公场地不过一百多平米。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居然野心勃勃地想要孵化一个还没想好挣钱模式的公共媒体平台，一个调查和人物报道的深度新闻平台，还因为光谷这个高新开发区有着数百万的外来人口，取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名字，叫光谷客，以向纽约客致敬。
但是当我从帝都一家盛产公知的媒体辞职过来的时候，我妈还是威胁我要跟我断绝关系，并表示：“你们老板简直脑壳有包！你也是！”（当然，我妈向来只是口炮党）
老板就是老久。老久是在帝都学法律出身，毕业后在成都商报做编辑，后来又去四川电视台当编导，拍社会新闻纪录片，虽然总是得奖却总是领不到奖金，他也还是蛮开心的，毕竟是喜欢做的事情。
但领导常常暗示他，“你要撺掇当事人打起来嘛，打得越凶越好看！”他领会了很久，实在无法领会这种趣味的精妙之处，只好一拍两散，就去了南方周末。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在成都驻站，要招实习生。我那时候大三，在凤凰网开了一个博客当愤青，一年攒了几百万浏览，还得了年度xx奖，觉得自己有一点小牛逼，就把自己的博客内容贴给他，他居然回信了，不是觉得我写得好，而是觉得还有点纯天然之风，眼看就要写坏了，得拯救一把那个意思。
还来我们学校请我和另外一个法律系的研究生吃饭，说有个土地调查稿可以带带我们。那时候南方周末还是柴静口中的“我们只能做60分，他们能做90分”。
那时候我总觉得这报的记者一定是穿着冲锋衣、神情凛冽、话锋如刀的那种，结果看到老久穿着T恤和拖鞋就来了，微微胖，说话懒洋洋的，爱听不爱说，稍微多说几句话，就说“你们别老让我说啊”快要累倒了的样子。
其实后来因为一些零散的事情，老久并没有真的带我做过调查稿，只是给我开了一堆书单，都是法律基础课，说法律是这个国家的文科生课程里稍微讲点逻辑和事实的了。
倒是我们自己写校园黑车的调查报道，拿草稿给他改，给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有点犹豫，心想：“他看起来那么懒。”结果他不但改了，还改得很快，改得特别多，把文章的逻辑非常清晰地重新顺了一遍。
我们小组的主笔那个时候在做一本小有声名的校园刊物，并在大V的路上初露锋芒，恃才傲物，但是看到稿子立刻服得不行，还去人人上发了一个炫耀贴，大意是说被改稿改得很爽。（这名同学去年得了金饶如自由新闻奖。)
这大概也是以前传统媒体很令人怀念的一种师徒关系了吧：有人愿意无偿无名帮你改稿子，也有人愿意被改，心服口服，心花怒放。大家都只服从同一个新闻手艺人的标准：想要更清晰的更接近真相的逻辑，更好看的故事。大家心里燃着的全是同一种对新闻的热爱，毫无杂质。
那时候老久还是名正言顺的记者，我们还是无忧无虑的学生。
世界真是金光闪耀的美好啊。虽然美好得很脆弱。
后来的媒体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
年底，我还没毕业，就去了成都一家纸媒，就是全中国第一家都市报那一家，每天出门跑烧杀抢掠，却要按指纹打卡上班；坐在办公室里扒拉微博上的残羹剩饭；月底的时候，同事们互相比赛，看谁跟评报组扯皮要回的稿费多几十块钱……
一年半里，我在那个人间百态的日常里学到了很多，也喜欢那里江湖义气、磊落沸腾的同事情谊。
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个日暮垂垂的衰老行业的下坠，以及身为一个媒体从业者在这种下坠中的手艺荒废。
后来从报社离职后，去了帝都某自称著名的门户网站，做一个时政视频谈话节目的编导，发现声名赫赫的学者犯起浑来简直令人瞠目，言之凿凿的大v会为一点蝇头小利蝇营狗苟，更可怕的是，我擦，好多不学无术的骗子在大行其道。
这家媒体里诱惑并聚集了一大批很有才华、智力简直过剩的年轻人，每天用站队、贴标签、地图炮、骂金正恩、炒江青秘史的惊悚标题保证流量。
CEO在电梯里排个队都能凹出一封情怀爆表的千字邮件，传达全公司，转身督促广告部在网站上贴满”个性减肥、外遇追踪，毛主席纪念堂宾馆x千一晚”的牛皮癣。
还是那句话，已经没什么能够阻止一个日暮垂垂的衰老行业的下坠，以及身为一个媒体从业者在这种下坠中的手艺荒废。
所以老久当时问我想不想来光谷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去翻他在光谷做了什么报道，发现几年不联系，老久在创业的同时居然还在勤恳如老牛地写报道，写光谷之于武汉的区位差别带来的行业变革和历史因由，写武汉的创业咖啡馆生与死的真正逻辑，写小人物的精彩故事，写农民工迁徙背后的时代潮流。
一如我曾经理解的新闻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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