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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琼久
李琼久（～）笔名九躬、九公。堂号永好堂。四川乐山人。年毕业于成都四川美术专科学校。四川嘉州画院首任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理事。
编者按：《画坛大隐李琼久》是已故国画大师李琼久弟子郭志全先生的长篇学术传记著作。李琼久（～），四川乐山人，笔名九躬、九公，堂号永好堂。年毕业于成都四川美术专科学校。是嘉州画派创始人、嘉州画院首任院长，于年因病辞世。作为上世纪川内富于开创性的艺术家，李琼久长期深入四川的山水创作，在山水、人物、花鸟、书法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画坛大隐李琼久》分20章，共31万字，耗时4年多完成。4年间，郭志全多次前往李琼久家乡搜集素材，走访众多李琼久身边人物和写生地点，10多次易稿，还原了一个真实生动的书画大师形象。
第九章铁骨柔情
第五节爱妻胡咏娴
李琼久的爱妻胡咏娴比他小十三岁，原籍湖北沙市，父母靠种田和编织竹器艰难度日。年幼时，家里姐妹众多，家乡遭遇大水患，逃难中与家人失散。后来胡咏娴被拐卖进宜昌青楼，尽管竭力反抗，还是无计可施。
年，在川南小有名气的李琼久沿长江上游一带，办画展到宜昌。在一次游玩中，邂逅了年轻貌美的胡咏娴。一个如花似玉、真挚朴实，一个文质彬彬、风流倜傥，两人一见钟情。对于从未经历过自由恋爱甜蜜的李琼久来说，更是情深意重，难舍难离。李琼久狠下心来，拿出沿江卖画所得，要为心上人赎身。谁料，妓院老鸨儿却不允，被逼无奈，李琼久只好请来江湖朋友，在荷枪实弹下半买半抢，最终抱得美人归。
李琼久如愿以偿，将新娶的爱妻带回马草湾老家。由此，引发了前妻刘氏的忌火。在相处很短的日子里，吵吵闹闹，水火不容。为避免家庭矛盾，李琼久只好带着胡咏娴到乐山岷冮河畔，买了一厢房李琼久与夫人胡永娴安置新家，并在乐山城内开了一间名叫
“墨缘”的裱画店谋生糊口。
土改中，李琼久命悬一线，胡咏娴寝食难安，操碎了心。“文革”浩劫，出生贫苦的胡咏娴遭受株连，挂上了地主分子的黑牌，与丈夫同赴生死。在朝不保夕的日子里，胡咏娴把女人的温柔带给九死一生的丈夫，把贫寒的家变为避风的港湾。
解放初期，闲居在家的胡咏娴一直为没有给李家留下一男半女遗憾，满心欢喜地将失去父母、尚在襁褓中的李四生抱回来，一边照顾丈夫，一边抚养孙儿艰难度日。四生从小在祖母怀中长大，后来上学、下乡，祖孙俩不是骨肉胜是骨肉。两位老人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四生这根独苗身上。哪想天不遂人愿，孙儿突然淹死，断子绝孙之痛，让两位老人痛不欲生。
李琼久与胡咏娴
心高气傲的李琼久成天痴迷书画，社会交往难免疏漏。胡咏娴贤良能干，总能及时疏导排解。弟子众多，常常到他家吃饭，毫不吝啬，热情相待。学生若遇困难，总能得到师母援救。有不少贫苦未婚单身者，胡咏娴比他们的父母还着急，总是千方百计撮合，有几对恩爱夫妻，就是胡咏娴一手促成的。
由于长期居住在烟熏火烤的天后宫小阁楼上，年迈的胡咏娴患了严重的支气管哮喘，弟子们八方求医寻药，从不懈怠。数十年来，学生与李琼久夫妻同舟共济，情同手足，感情笃厚。
自从嫁进李家三十多年来，她不惜牺牲自己，与丈夫紧紧相依，携手度过风风雨雨。胡咏娴一生的付出，让李琼久十分感激，常常内疚不已。他在所作《西施》《王昭君》《紫娟》和《山鬼》等仕女画中，都以胡咏娴为模特，甚至在她去世后，所画人物仕女中，还依稀可辨胡咏娴的身影，足见夫妻恩爱，不离不弃。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李琼久乔迁新居，胡咏娴终于逃离了那个饱受苦难的“贫民窟”。随着李琼久被“落实政策”，生活逐渐好转起来，但命运却没有继续垂青这位苦命的女人。迁到高北门新居不到两月，胡咏娴的病情日益加重。年10月，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离开了与她患难与共三十多年的丈夫。临终前，胡咏娴还叮嘱丈夫一定要“好好关照学生，考虑他们的前途”。在师母遗体前，弟子们失声痛哭…
岷江之畔的凌云山含烟带翠，葱茏肃穆。一辆军用卡车在通向凌云山的公路上疾驰，车上，笔者捧着用黃绸封口的李师母骨灰罐，带领着盛志中黄仲新、康汝昌、杨俊、吴耀、卜敬恒、何廷光、陈泽生等八名永好堂弟子，顶着迎面刮来的瑟瑟秋风，肃然无声地站在车上，直奔大佛寺。车到山门，下车后，一个个拖着沉重的脚步，吃力地迈上一道道长长的台阶，依依不舍地送师母最后一程。
笔者从没下过陡险的九曲栈道，为了送别师母，第一次鼓足勇气怀抱骨灰，提心吊胆地和师兄们一同攀下九道拐，将师母的骨灰罐恭敬地摆放于大佛脚下，弟子们齐刷刷地一字排开，肃立向师母三鞠躬，作最后的告别。面对岷江，笔者高高举起骨灰罐大声喊道：“师母，不是我们学生不孝，这是按您的意愿、老师的安排，将您葬入江中。”话毕用尽全身力气，将骨灰罐抛入江中。大家又面对江水三鞠躬，让滚滚浪涛带着老人与日夜思念的孙子相会，让它漂到久违的故乡湖北沙市与亲人团聚。
李琼久与胡咏娴三十多年风雨同舟，共赴患难。在胡咏娴去世一周年时，李琼久率领众弟子和新婚夫人虔诚地到峨眉山，为亡妻作法事超度。十年后，李琼久在成都去世前，还念念不忘与胡咏娴的那段刻骨铭心的情感。
第十章急流勇退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社会各项工作也逐渐转入正轨。“中国画研究院”的筹建也告就绪。年李琼久得到平反，恢复公职退休。一天，正在天后宫作画的李琼久突然接到北京来电，通知他赴京入组“中国画研究院”。盛志中回忆说：“我在李老师家中看了电报，催他上京参加中国画研究院，没听到老师言语便将电报丢进纸篓，没当一回事。当时还不知有多么重要，真该把它收藏起来。后来又来电催他几次。”李琼久对此事一直守口如瓶，从未提及。中国画研究院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国家组建的唯一“国家画院”。有资格入组，对每个国画家来说，无疑是一生中莫大的荣誉。李琼久为何婉拒，隐居不仕，自毁前程呢?第一节贫困交加困京城李琼久冲出四川盆地，一跃成为中国画坛当红明星。然而有谁知道，在这花团锦簇、风光无限的背后，却隐藏着鲜为人知的辛酸。其一，经济危机。来京一年多，尽管作画无数，为国家创造了财富，然而得不到画酬。他的收入，也仅仅是创作组每月补贴八十五元(工资以峨眉山打零工的每月四十五元计)。他在信中写道：“虽是首都，没有一定经济和物质基础，内心总是惶惶然……工资中部分要寄回家，抽烟、零花后所剩无几。创作组八十五元补贴，生活怎么过哟。”有次出差写生，李琼久竟身无分文。无奈之下，张正恒拿了两张他的小画，到荣宝斋换来一百元作旅费，其中还要寄四十元回家。胡咏娴长年生病在家，医药开支是个无底洞，生活费全都要李琼久一人应付。来京没几天，家中就闹起“经济危机”，托人来要十五元交房租。李琼久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家中“放警报”。在乐山老家，除每月四十五元打工收入外，还有画竹帘的贴补一百多元，可以勉强维持开销。而在北京，却只有这点干巴巴的净收入，其窘迫可想而知。其二，疾病缠身。来京以后，天气干燥，水土不服，李琼久身上长满皮炎包块。他在信中悲叹道：“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逐渐在出病，肠炎、直肠瘤常常作胀，精力也差。一到下午简直不想动，连散步也不想去。每天饮食四五两饭就解决了，但又不饿。一天总是拉二三次肚子，不是稀便是水气…近日生病精神很差，不想动，以坐着休息最舒服。人老了逐渐出病，似乎即将住院的样(年5月4日给苏国超的信)随着创作任务压力加大，他已感到力不从心。肠炎刚完，马上又是重感冒，一直头昏眼花，看样子不让我满七十五岁。因情况很不妙，我多年想到的极端痛苦恐怕快临头了……这两年来太劳累了，同时一切都很不顺心，花费精力太大……近日感觉自己实在是老了，也不能承担这个繁重的艰巨的任务…”(年8月23日给苏国超的信)我近月来都是昏头昏脑的，那种可怕的思想压力(已发现有心血管病变)在脑子里十分沉重，胜于往日数倍，发作后总是两三日，少则七八个小时…这样怎能创作…”(年9月20日给苏国超的信)其三，政策落实迟迟未果。抛下病中老妻，拖着年迈残身，飞越千山万水赴京“赶考”，只求落实政策讨回饭碗。然而苦熬苦等，却迟迟没有结果。年元月，华君武亲临成都，会同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领导同志，到乐山落实李琼久的政策，将退职改为退休，遭到抵制。李琼久在信中写道：“…(地方)老爷们所不满的是，我突然被北京抬得太高，因而他们思想上转不过弯来……看来阻力还是很大。我一生的不幸遭遇实在太多了。解放二十多年来没有一天平静过，总是在激浪里过日子，不是家破就是人亡，不然就病魔纠缠，没有一天安定过。本想平静地度过这一生，偏偏是这样。是命上带还是运上带呢?真的不知道，也就是说命该如此，看来是命上带吧?久留北京情绪不高，还是回去打工算了……”(年1月18日给苏国超的信)从李琼久决定“赴京赶考”那天起，就没有抱什么更多的奢望，只求能尽快结束几年来流浪漂泊的日子，还一个安定平静的生活。既然北京不能落实政策，还是打算回四川靠打零工、画竹帘自食其力吧。其四，退路阻断。令李琼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形势的发展比他预料的更糟糕。随着峨眉山旅游开发的进展，为他生存留下的最后一条路已被堵死了。原来，远在四川峨眉山的童谣由于“不听招呼”，一意孤行，保护支持李琼久激怒了地方领导，很快降罪下来，重新将他调回峨眉县新华书店工作。听说老童的遭遇，李琼久深感震惊：“阅后心情十分不快，内心很不平静，老童之走对我来说，今后的一切计划已被摧毁，等于一个霹雳炸雷。”(年4月28日给苏国超的信)又说：“童谣倒台了，下一碗饭到哪里去端哟！”(童谣回忆)老童的离去，切断了李琼久的退路。落实政策无果，他成天心神不宁，寝食难安：“长安虽好岂是久留之地…我在北京一年两年终归还是想回家。”(年6月12日给苏国超的信)---第十章急流勇退第二节老友反目退隐回归四川著名金石书家杨允中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张正恒，二人鉴画品味极高。早年间，杨允中和张正恒与李琼久、陈子庄有旧交，尤其看重李琼久的才华。年，二人力荐李琼久到北京画院未果，并不甘心。五年后，李琼久进京参加中国画创作组，为李琼久欢欣鼓舞，不失时机地帮助他在北京打开局面。北京之行，李琼久目的明确：服从组织，完成任务，落实政策，移师回乡。为此，李琼久时时谨慎、事事低调，甚至封锁在京活动的一切消息。杨、张二人对李琼久的期盼却是：打进北京，以其才华和实力，大展宏图。彼此期望不同，目的各异，让李琼久感到压力不小。在给苏国超的信中，他再三叮嘱封锁在京消息，“不与人告……吹嘘和夸耀不免伤害他人，而且有关人士听到以后会引起反感的…至于吹嘘的人，对我来说只是坏事。不管在四川、在北京，我并不是世界第一流的了不起的画家。而是个土包子，从来只见到井口那样大的天……从没有想过来北京亮一手…“我现在有两怕！！一怕杨老师在成都吹，二怕张正恒在北京逢人乱吹。怕将来下不了台，留下个坏印象，往后不好办。李可染与我素不相识，从中造成隔阂十分不应该。别人是当今北京绘画界名流……你把我和他树立为对立面又有何好处呢?于我十分不利，十分有害的。“…我这样年龄也不过活一年算一年，思想深处也没有在此蹲下去定居北京的想法。”(年11月26日给苏国超的信)杨、张两位老友竭尽全力，只期盼李琼久能把握机会，在京打开局面，一展抱负。而李琼久乃出世之人，无缘功名利禄，故人生取向不同，目的相背。友人越帮矛盾越大，误解越深，终至老友反目，感情破裂。张正恒拂袖而去，杨允中闭门不见，直至年5月6日，在京作画的李琼久接到杨允中去世的电话后，甚为震惊：“昨晚10时接来电告知，这一噩耗从天而降，使我大为震惊，不知所措，连电话也听不清了……今天心情十分不快，事也不想做，话也不想说，只默默表示哀悼杨兄在天之灵。”(年5月7日给苏国超的信)几十年情同手足的老友知己感情破裂，今又撒手人寰，离他而去，对暮年的李琼久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世俗纠结、老友反目和京城窘境，其实不完全是李琼久洁身自好婉拒北京的主要原因。在他后来多次书写的一首唐寅《桃花庵歌》中可见端倪。桃花庵歌(明)唐寅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绿林古寺年
集诗、书、画于一身，有“明四家”之誉的唐伯虎，自誉“江南第风流才子”。生前并非如世俗传闻那样美女围绕，大富大贵，风流倜傥，充满喜剧。这位在破落家庭出生，尔后仕途坎坷，屈遭“科场案”死里脱生的艺术家，虽然才高八斗，但一生靠卖字画糊口，安贫乐道，胸怀旷达，不愿“鞠躬车马前”，栖身“桃花庵”，自饮自斟，自得其乐，自有一番风流。五十三岁在贫病中逝去，家人无钱只好草草安葬，直到二十年后才由亲友凑足银两移葬于苏州城西。年李琼久好歹落实了政策，被安置在乐山市文化馆领一份退休金。老两口依然靠他一人每月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艺术不曾为李琼久带来什么钱财，生活依然淡泊清贫。苦也苦过，乐也乐过，他仍我行我素，坚守不移。在荣誉与金钱面前，人总是失去光彩。在李琼久看来，财富、荣誉以及繁华的都市永远与他无缘。“藏天下于天下”，唯有广阔无垠的大自然天地间，才是他唯一的栖身之所，在那里才能安顿他孤独的灵魂。他无法容忍剥夺他心中这块圣洁的净土，甚至不惜与老友反目。他赞赏和肯定唐寅不入世流，洁身自好的这种传统文人精神，表征了安贫乐道的，捍卫和坚守的，至死不渝的艺术与人格尊严的高度统一。应召进京，也许能让中国增添了一位艺术大师，但隐逸退让，却成就了一代难得的天才。第十一章李琼久与冯氏兄弟第一节冯先生
李琼久的艺木道路一路走来，前有吴成之、梁鼎铭引路，后受冯建吴、石鲁兄弟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李琼久在四川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冯建吴门下深造，自此结下师生情缘。之后，冯先生凡回乐山老家探亲，必邀李琼久和乐山画家聚会，两人一直保持长期亲密接触。尤其上世纪六十年代，李琼久陪同冯建吴峨眉山写生，经点化，让他彻底摆脱传统八股画法，终于找到自己的路。后来，又受其弟石鲁启示，经数年探索终成大器。李琼久常说：“冯先生小我三岁。‘年相长，道高长’，这是冯先生写给我的一副对联，是对我的鼓励。我叫他冯先生，他是我的老师。”年冯建吴与李琼久在峨眉山年送别郭志全上大学与学生合影。前排左起郭志全、李琼久，二排郭建军、盛志中、何廷光，后排李希华、黄仲新、聂如松年，笔者赴四川美院深造，临别，李老师赠我年所作的六尺金口河山水画一幅，并说：“你带这幅画到重庆，请冯先生点评一下。”敲开校园宿舍楼冯老师房门，他见同乡学生造访不胜之喜。我转达了李老师的问候，继而展开李琼久画作，冯先生细细端详。我接着说：“李老师让我带来请您评点。”冯先生显得有点激动，一边看一边道：“画得好，有笔墨，有气势，这几年琼久长进不小。”稍后说：“构图倒还饱满，似乎还欠点什么。”由于平时对冯老师比较熟悉，笔者便直言：“欠点什么你添上去不就更完善了吗?”审视良久，取下画来，冯先生在画的左边大树旁，谨慎地略加几笔小树，复挂墙上，顿觉丰富了许多。搁笔稍息，冯先生余兴未尽，在躺椅上斟酌良久，突然挥笔题词：“琼久此幅笔酣墨饱，气势磅礴，非草率之作也。杜甫诗‘元气淋漓障犹湿’笈此为赞。志全以为如何?时年七四年十一月冯建吴题于重庆。”并在左下角铃上大大一枚“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压角章。先生意殷，学生欣然，冯李师生情深，成就画坛一段佳话第十一章李琼久与冯氏兄弟第二节“峨眉太高，我何小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以石鲁为旗帜的长安画派系列作品面世，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给李琼久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李琼久从传统中蜕变出来，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与冯建吴、石鲁兄弟有直接关联。说到李琼久与石鲁的交往还得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说起。“文革”动乱中，怀着对艺术神圣和对石鲁的仰慕,年笔者利用出差之机，携李琼久先生的一批画作图片以及好不容易才弄来的两瓶泸州老窖特曲，赴西安拜望被折磨得半疯半癫的石鲁。在陕西省文联家属院低矮的小土屋中，笔者见到石鲁时，他满面蜡黃憔悴，胡须散乱，躺在病榻上。见四川老乡前来拜望，显得有些欣喜，立即坐起，欠了欠他那骨瘦如柴的身子说：“谢谢，谢谢。”我一边奉上礼品，一边说：“这是老家的特产，带来你品尝一下。我们都很崇拜你的艺术，这次是代表老家的画家和我们老师来看你，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早日康复。”一番安慰，老人兴奋起来，深情地说：“我没有什么表示，给你画一张画带回去吧?”笔者当然求之不得，然而看到老人已病入膏肓，这般光景，十分不忍，便道：“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目前还是少操劳，保重身体最重要，等你康复以后，我一定前来讨要。”接着取出李琼久的画照奉上，“这是李琼久老师的画，要我带来请教你，并转达对你的问候。”他坐在床上仔细翻看，眼睛突然有神，用他那带着浓重川腔的陝西话说：“画得很新，有气象。”接着追问，“他有多大岁数了?”答：“六十几了，是你哥的学生，比冯老师大三岁。”石先生有些惊异：“我还以为是年轻人画的呢。都六十几的人了，还能画出这样年轻的画，有创意，不简单！”又反复细观，说“你说是我哥的学生，我看没有哪一笔像他……”临别，石先生再三叮嘱定要向李琼久问好。这便是两位艺术家第一次的神交。年在西安，左起李及弟、康汝昌、郭琦、李琼久、宁琦、赵学谦年苏国超携李琼久一批画作到西安拜访石鲁。苏国超回忆道：“‘文革’中，我带了些李老师的作品到西安拜望石鲁先生，他看了十分高兴，并特别要留下来让他好好看看。一段时间后，我重访，想取回李老师的画，他没有还我。于是，我一定要收回挂在他家墙上的那张《八十四盘》。年，峨眉绝顶临别时，他要我向李老师表示敬意和感谢，我说，带话不如带字，最好你给李老师的画上题几个字。于是，石鲁便题了‘横绝峨眉巅’五个字，下款为：‘石鲁欣题于长安，为青风而书。’关于‘青风’的解释，石鲁告诉我，说他感受李老师画中有一派青春的风尚。他赞扬李老师的作品有生气，有笔墨，有生活。年他们在西安初次相遇时，李老师画了一幅《峨眉金顶》，在画面四分之一的空白处石鲁题了‘峨眉太高，我何小也’。这也许是大师的自谦，但也说明李老师的画作曾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知足者长乐》，苏国超著)石鲁为李琼久题字但是，真正促成李、石二人亲密接触的还是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郭琦先生。原来此公也是四川乐山牛华镇人，早年出川参加革命，在西安工作，由于一生酷好书画收藏，与家乡人石鲁过从甚密。久闻家乡出了个书画大家李琼久，十分仰慕，干方百计托人打听，后经往返西安至成都列车工作的凌琦引荐，结识了苏国超，终于寻访到李琼久的踪迹。通过郭琦热心从中穿针引线，在一段往来中加深了石、李二人的友谊。年11月24日，在李琼久写给苏国超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叙述：“郭琦收到我的画后，立即给石鲁看了，并说在四川画家中是比较能创新的。郭说，《八十四盘》不及国超那幅好。石鲁说，不然，两幅画是用不同笔法画的，给你画得很认真。给你(苏国超)的画上题字，石鲁同意日后写。”年李琼久与石鲁在西安年，李琼久赴京参加中国画创作组时，未见石鲁便怏怏不快，放心不下。一直惦念着病榻上的老友。次年1月终于盼到石鲁来京的消息，兴奋得像过节一样，急匆匆地亲自到车站迎接，并满怀深情地将心中喜悦提笔告诉给在川的朋友们：“今天23日，星期一，石鲁夫妻和儿子已安抵北京，住友谊宾馆(我原住的那间屋子号)，看起来他精神还好，因为风驰劳顿略有倦意。今天去接他的有老丁、老夏、画院的人，也有饭店的老刘、郑乃珖先生、老岑和我。如冯老(冯建吴)在成都，你可以告诉他：他(石鲁)来北京还有陪来的陕西省委斗批改办公室两位同志(继续监视石鲁的行动—笔者注)一道。多年来受“四人帮’迫害，今天真算是把他抢救出来了。他来京震动极大，不但北京而且全国画坛为之震动，充分体现了党对一个干部是何等的重视。虽然多年的苦难，今天也算出头了。这也是全国人民以及全国艺术界一件大喜事。今天他能来京，也是他艺术生命的重生。石鲁题字
原来‘四人帮’准备把他搞死，刚派人到西安时首先抢救人，几乎(中央)天一个电话问他的病情，原来十分危险。大家都非常担心，后来一天天逐渐好转，才稍平静一点。昨天回到宾馆，听说他今天乘次列车16时34分来京，大家都十分高兴，我和老岑乘车到车站迎接…后来总算见到了他。他已经坐上来接他的小车，身着呢子衣服，形象枯瘦，面色发黄，山羊胡须已剪短了，但显得花白得太厉害了。见到我他说：‘你身体还好吗?吃得消吗?真比我强多了。’大家都希望看他一眼，和他拉拉手……”(年1月13日给苏国超的信)几月后，在给苏国超的信中又写道：“据说闵老师(石鲁夫人)有报告给文化部，文化部准备转邓副主席，先抢救人然后再说，马上到西安了解…”几经折腾，不久石鲁终于落实政策，当能过上平静日子时，身体健康已受到严重伤害。年李琼久在乐山成立嘉州画院时，石鲁率长安画派李世南、李梓盛、康师尧、修军等发来贺电，热烈祝贺鼓励。次年6月李琼久专程赴西安看望病中石鲁，二人相见促膝畅谈，岂知就此竟成最后诀别，所幸还留下张合影追念。其间谈话内容旁人不得而知。不过从近十年二人交往沟通中可以鉴证他们秉性相投、个性相合的亲密友谊。石鲁题字石鲁曾多次题词，十分敬重李琼久的才华气质，正如郭琦在《画坛怪杰石鲁绝笔之作》一文中所述：“有次他题词赠友人的书法，写的是“惜墨如命，动笔为魂’。我了解他对这个朋友的称许，很尊重的。”(友人指李琼久石鲁为李琼久书画作品中渗透出的一派朝气蓬勃、充满生命活力的生气所打动，为这位蜀中狂士纵横潇洒、雄强刚大的作风所折服，欣然题写“横绝峨眉巅……为青风而书”。在“峨眉太高，我何小也”中，这位长安画派掌门人，一方面自谦不失君子之风，表达了对同窗学长的钦敬，同时也高度肯定和褒奖了李琼久艺术取得的杰出成就。李琼久比石鲁年长十四，但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同窗小友却心怀敬意。早在六十年代初，当第一眼看到他的《转战陕北》《南泥湾》等画作时，就掩饰不住心中那份激动，反复研读，精心揣摩，不但命弟子们好好学习，甚至自己还心慕手追，认真临习。话。一个大破大立、大刀阔斧、勇猛开拓，一个横冲直撞、大胆探索、不断创新；一个慷慨激昂、愤世嫉俗、冷峻悲怆，一个纵情高歌、达观潇洒、游乎四海；一个笔底野怪乱黑、求冷峻惨烈之凄美，一个雄奇险秀、夺热烈奔放之壮美；一个吞古化今、开辟天地为一代画坛怪杰，一个海纳百川、独步天下为世丹青通才。继往开来二人紧紧携手，强烈的个性气质，惺惺相惜。两位出的天才艺术家至真至诚的友谊，成就了二十世纪一段画坛佳话。第十二章九躬甘为孺子牛
第一节书画散尽不求报
李琼久视天下黎民为父母，时时感恩回馈于民。他的书法中常写：“人民永远是艺术家的母亲。”并自号“九躬”。一生书画万千，除部分奉献国家和友人，其余全部无偿馈赠于民。他晚年尤喜画牛，曾在一幅《笨牛图》中干脆直白：“余写笨牛一条，乃我也。”一片赤子之情，溢于言表。李琼久是一位勤奋多产的画家，无论家中挥写，还是出游，常常兴之所至便即兴泼墨，一挥而就，即画即送。无论小品大幅，甚至得意精品，毫不怜惜，画完送完，欣然而去。李琼久平易近人，所书所画深为嘉州百姓钟爱。平日在小城街头巷尾漫步，常常被热捧他的“追星族”们半路“劫走”，寒门陋舍中，无论粗茶淡饭，还是清水一杯，少不得笔墨侍候，一番挥洒，留下墨宝。受者心满意足，援者尽兴而归。自己的作品送人也就罢了，他甚至将一些与名家交换的作品，也毫不吝惜地转送他人，其间不乏冯建昊、石鲁、黄永玉等人所作的大批名贵字画。为此，弟子、朋友不胜惋惜相劝，他却满不在乎说：“留着干啥?我家这么小，没地方放，送给人家，比我自己保护爱惜得好，我放心。”(与笔者的谈话)有次闲聊中，笔者斗胆劝道：“你平时画的可以送人，但精品佳作还是要留下一点，以后出版、展出也好有个提前准备。”不料李老师沉下脸，怒而不答，还发了脾气。自此以后，谁还敢多言?平日家中人来人往，无论相识陌生，只要张口求字求画，几乎来者不拒，无偿奉送。谁为他修理电器家具、砌灶补壁，李琼久尽皆以画相谢。小车司机迎来送往，宾馆饭店服务周到，皆有机会得到墨宝。若赶上好心情，围观者也能如愿以偿。五通桥的刘中枢就有过这样的好运。他回忆道：“年，我出差到乐山，闲逛到嘉州画廊，见裱墙上两副刚刚写好的对联，那熟悉的字体及落款，便知是仰慕已久的李琼久大师所书。他正好与我擦肩而过，我忙追到门口急呼：‘李老师请留步。’迎上去握住老人的手激动地说：‘久仰琼久先生。我是一个书画爱好者，请老师为我留件墨宝，不知可否?’老人打量下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人，爽快地说：‘好嘛！好嘛！’我随即在画廊买了一张四尺宣纸。这时，琼久先生已回到画案处，接过宣纸间：写何内容?’我答：‘我爱好书画，书写内容请老师自便吧。’只见先生蘸上浓墨，写下‘书出秦汉，画蜕曹张’一联。录上丁卯秋、琼久八十’，钤上印章…”(载《乐山晚报》年1月5日文)最令人称道的是，李琼久与几位书画老友的雅聚笔会，常常会给更多的热爱艺术者带来惊喜，乐山城中就流传有“墨缘雅聚”的供事。早年闲暇，李琼久常与书画界老友杨风、刘朝东、李农罕等相聚茶馆闲聊。上世纪五十年代常去的是欣欣花园和公园荷花池旁的茶座，“文革”中破四旧”，将城内茶馆一扫而光。他们的聚会只得改换门庭，在墨缘裱画店“因陋就简”。墨缘这间不足五十平方米的裱画店中，一张朱红大漆裱案占据了主要空间，三面画墙直抵天花板，狹窄的过道仅容一人侧身而过。尽管如此，店主杨师傅仍在铺面角落与临街檐边处摆茶设座，安顿来往宾客。李琼久和几位老先生，自然成为这里的常客贵宾。一日，天气晴和，几位老先生不约而同聚集到此。店主热情相迎，端茶奉水。尽管空间小得可怜，老人们依然并膝而坐，逍遥自得，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一时兴起，命笔墨伺候。此时，伙计们请出文房四宝，一字排开于硕大的裱案之上，老先生们乘兴披挂上阵，挥毫泼墨，畅兴骋怀。当此之时，街上过客已将裱店团团围住，喝彩助兴，大饱眼福。老先生们也画兴大增，轮番上阵，尽情挥洒。不一会儿，一张张水墨淋漓、神釆飞扬之作挂满墙上。待落款签章后，在场观众，皆有可能得到一张免费佳作。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断断续续的咸集雅聚俨然成为乐山小城中一道文化景观。至今，这独特的文化记忆仍为民间所津津乐道。李琼久在不得志时如此，而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名声如日中天时依然如故。不少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踏破门槛，欲求其画而不可得。相反，贫民百姓相求，却能如愿以偿。比如墨缘小伙计李腾燕，是李琼久在裱画店里看着当学徒长大的年轻裱匠。成年后娶妻，并在嘉州画廊门市后租得一小块空房裱画为生。乔迁新居之时，邀请李老师和师母到家做客。不日，李琼久在杨风的陪同下，携夫人欣然赴宴。贵宾临门，夫妻二人脸上洋溢出平日难得的喜兴，奉茶献果，忙得不亦乐乎。早在一天前，李腾云一家就倾巢出动，采购果蔬、酒水肉类，为了迎接贵客还专门请来饭店主厨的大舅子来帮忙。参观新居后，李琼久与杨风落座闲谈起来。李琼久常说：“学画如琴师，要曲不离口，琴不离手。每天要做到心勤手勤。”这是对学生的教诲，也是对自己的要求，他常常感到“每天不写点画点，总觉得浑身不舒服”。在李腾云家中落座片刻，他就感到有些不自在了，说：“小李，你乔迁新喜，没有什么给你的，我就送你几只鸡，权当礼物。”李腾燕本来对两位老师登门已是喜出望外，不想还有如此大礼，自然心领神会求之不得。急忙收拾，备齐文房四宝。果然，李琼久信手一挥，母鸡公鸡跃然纸上，后面紧跟一群小鸡，题款搁笔道：“祝愿你们夫妻和谐，儿孙成群。”不料，在旁的杨风打趣说：“如今提倡计划生育，你这是违反政策。”大家一阵哄堂大笑。李琼久接着又画了几张。杨风也留下了墨宝。李琼久淡泊亲民的普世价值观，乃是中国文人可敬可贵的传统民本精神，他守望的艺术神圣尊严，彰显的乃是一个真艺术家高尚的人格魅力操守。第十二章九躬甘为孺子牛
第二节一身傲骨非无情
别看李琼久对工人、农民、教师、小职员、小商小贩等平民百姓无私奉画赠书，但有两种人却难求一纸半张。其一：弟子。尽管先生对周围前来索画的人们，有求必应，然而，对在场理纸捧墨，忙得汗流浃背的学生却十分严苛。面对唾手可得的画作，学生们却不敢开口讨要，一旦提出，便是当头棒喝：“要画，自己画嘛！要别人的有何用，要自己画得出来才算本事。”可见学生们要想收藏一张老师作品的困难程度。其二：权贵。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回馈人民，让李琼久感受到道德与艺术的神圣。而以艺术阿谀奉迎，追名逐利，在李琼久看来，是对艺术的亵渎和践踏，以为不齿，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品行。早年在牛华镇时，他就执意回避官僚军警。年在北京，也是如此。周连城回忆道：“李老师在北京作画，常常对一般人，如司机、服务员等，有求必应，而对一些达官权贵，甚至有些局长、部长要也不给，因此得罪了不少官场中人。”笔者就曾亲历这样两件事：“文革”刚结束，一位地方高官很想得到李琼久一张画，委托笔者约请李琼久老师赴宴并说：“我请李老师吃顿饭，不是想要他的画。”老先生一听便断然拒绝。第二件，是笔者刚到四川美院就读，受恩师魏传义(现厦门大学美院院长)托付求画一事。魏传义仰慕李琼久已久，又知道我是他的学生，便说：“我的亲戚张爱萍、魏传统，二人家中原收藏有不少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等人的名贵字画，全部在‘文革’破‘四旧’中毁了。他们现在很想收藏李琼久的书画。现带来一些名贵宣纸和古墨作礼，请李老师画两张画。”一是碍于魏老师的面子，二是想拉近李老师与上层领导的关系，我便满口应承。回去向李先生转达魏传义的意思，并奉上纸墨厚礼，李老师对放在桌上的礼品不屑一顾，只是闭目养神，不置可否。时过多日，还是毫无动静，笔者也不敢催问，日子一长，便不了了之。年成都李琼久画展，左起傅全有、谭启龙、李琼久、乔学亭李琼久与陈明义在一起交流所以民间有传，李琼久傲上，不给官家画画。其实也不尽然，他也并非将官方领导一概拒之千里。对不少关怀帮助过他的军政领导，他均以书画答礼。尤其是晚年北上南下，受到各地接待帮助，作画不少。这些领导中，不乏方毅、谭启龙、傅全有、张震等政要。足见九躬甘为孺子牛，一身傲骨非无情。第十三章嘉州画院
第一节煞费苦心创办画院
年开春，李琼久便着手筹划嘉州画院。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尚无民办文化社团首例。李琼久甘冒风险创办画院，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其一，栽培弟子。在画院成立前后，李琼久一再强调：“我们办画院，就是为了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起写生，边学习边创作，搞学术活动，最终是拿作品说话。”并说：“师母也一再交代我要关照学生，考虑他们的前途。其二，断子绝孙之痛，让他甚为孤独，此时更需要朋友相伴弟子绕膝。正如吴耀回忆所说：“李老当时不去北京，省委书记杨超请他去成都，到省诗书画院当副院长他也不去。他自己搞个嘉州画院，和朋友弟子们一起游玩、画画、写生，自由自在，当然潇洒。”其三，集中活动，开展学术交流。自年接收弟子以来，要组织一次集体写生、创作活动非常困难。平时常去的，是城南清华瓷厂，有时也在大佛寺、乌尤寺小小的斗室中，这样长期漂来漂去地“打游击”也不是办法，应当有自己的“基地”。再则，要组织跨省区的写生或学术交流活动，带一帮人出去，名不正言不顺，需要有一个合法的学术组织，出师有名。好不容易才落实政策，解决了自己的饭碗问题，对身无分文、一穷二白的李琼久来说，办一个文化机构，完成一项群体事业，谈何容易！创办画院，有三个必备条件：经费，场地，官批。比起经费和场地，最难的是“官批”。此时，李琼久唯有将希望寄托在热心支持艺术活动的黄高彬身上。80年代，李琼久与黄高彬黄高彬比李琼久小几岁，中学文化，凭借城市贫民出身和党员的优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调任乐山县文化馆馆长。此后，无论升迁何职，“黄馆长”便成为大家对他的尊称。黄高彬谦和良善，为人热情大方，与社会各阶层打交道游刃有余，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外交家”。自任文化馆领导后，对书画艺术的喜爱与日俱增，十分尊重新老画家，尤其对李琼久关怀备至。到大佛寺文管所当所长后，经营得井井有条，特别善于利用大佛寺这个对外接待窗口，热情接待来自省内外写生、考察的文人墨客，收藏了如郭沫若、陈子庄、冯建吴、李可染、费新我、程十发、关山月等国内一大批书画名家的墨宝，丰富了馆藏。李琼久要办画院，黄馆长便成为他合作的最佳搭档。面对李琼久迫切的期盼和决心，黄馆长主动承担起责任，承诺可以利用大佛寺山上闲置的庙产，在东坡楼开辟书画活动场地，由文管所提供茶水纸笔，若有大型活动，费用则由大家均摊。“文革”刚结束不久，要通过“官批”，对黄高彬来说是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他一面在地方官场斡旋，一面着手争取省里的支持。李琼久的影响日益扩大，精心培养的一批弟子也羽翼渐丰，“嘉州画派”的影响在省內与日俱增，为争取省里支持，关键时刻，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之人，此时，他们想到了吕林先生。河北汉子吕林，身材瘦高，脸膛黝黑，生性耿直，是个戎马出身的延安老革命，时任四川省文联副主席，版画家，尤好水墨丹青，对嘉州山水情有独钟，与黄高彬、李琼久过从甚密，尤其仰慕并推崇李琼久的艺术。得知李、黄二人的计划后，自然十分支持，并积极参与出谋划策，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大造舆论，二是争得省委宣传部部长、省美协主席李少言的支持。相聚在成都(左起黄仲新、吕林、李琼久、岑学恭、张采芹、苏葆桢、邱笑秋)
吕林甘当说客，让省美协秘书长龙月高做李少言的工作，故此制定出自下而上三步走的策略：在短期内组织一次《乐山中青年国画习作展》以造声势，凭实力在川内扩大影响，促成省领导的支持由黄高彬负责做好地区宣传部部长张浩和地、县两级地方政府的工作待时机成熟请李少言、龙月高来乐山考察，趁机建言。笔者和曾经担任过画院秘书工作的温吉言先生，多次参与画院策划筹备工作。细心的温吉言有过详细日记笔录，在他所著《嘉州画院诞生纪实》一文中有如下记载：“年2月15日，李琼久先生召集市中区、五通桥、夹江等地的部分学生在大佛寺座谈《乐山中青年国画习作展》有关事宜，拟向社会展出新作成果。”“年4月26日，省美协主席李少言，省美协秘书长、美术摄影展办公室主任龙月高，在大佛寺会见了琼久先生及其在城区的部分学生，观看了《乐山中青年国画习作展》的部分作品，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年5月1日，由乐山大佛乌尤文物管理所、乐山中国画习作组联合举办的《乐山中青年国画习作展》，在大佛寺东坡楼隆重开展。这次共展出琼久先生的学生盛志中、黄仲新等十九人的山水、花鸟、人物国画作品八十九幅，充分展示了以琼久先生为代表的嘉州画派的艺术风格，受到美术界和社会人士的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