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宋浩
“深沉、邃密、博雅，刚健、笃实、光辉。”这是姜亮夫81岁时写给外孙女的一副对联，魏碑体字，古朴有金石气。
小外孙女与外公在杭大新村共同生活了12年。有一张老照片里，她被外公带在书房里学毛笔字。照片里小女孩悬腕运笔，低头写字，姜亮夫坐在旁边一边帮她按着纸，一边笑得牙露出来。
86岁那年春天，姜先生在那副对联上重新加了几行小字，大意说外孙女幼年就有大志，这两句上联关于学习，下联关于立德。她如果能做到这12个字，就成为“大人”了，希望她永远珍藏。
这12个字，浓缩了姜先生一生践行的治学、为人之道。他在敦煌学、楚辞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教导出来的学生、再传学生，遍布各高校，很多今天已经是各个领域的执牛耳者。
而他身上，有那些先生们的影子。
姜亮夫先生
书香门第，启蒙既有传统文化，也有现代科学
年姜亮夫出生于昭通，云南最东北的这座城市，与四川仅隔一条金沙江，往北公里就到成都。中间千山万水，20年后，姜亮夫将骑马翻山越岭到成都去求学。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人被杀，梁启超逃亡日本。
他出生这一年，后来的几位老师们或在日本、或刚回来，都接触了新思想。晚年助手计伟强说，当时是西学东渐的又一次高潮。梁启超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已待了几年；王国维已经从日本回国两年了，正在把大量西方美学、哲学、科学论著翻译过来；章太炎刚从日本回上海，翻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在日本他与孙中山交契。
姜亮夫出生的家庭，父辈兄弟四人，三个举人、一个秀才，其中四叔留学日本。父亲姜思让是老三，曾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学法律，受到维新派的影响，后来领导了昭通地区推翻清朝的“光复运动”。
何耀先的绘画
童年的时间，姜亮夫在外公何耀先（号月桥）以及舅舅的督促下学习。何耀先是当时云南有名的书画家，性情倜傥，是典型的清代文人。姜亮夫的学生、文献学家崔富章先生说，姜先生母族何家，其实是清代大儒何绍基（—）之后。
姜亮夫的启蒙教育，在“四书五经”、书画等传统文化方面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接触了“新科学”如《地球韵言》《历代都邑歌》等史地书。
成都求学
年，姜亮夫来到了成都，就读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张之洞
晚清时，在张之洞、王闿运的推动下，四川成为晚清学术重镇。
张之洞的著名的《书目答问》就诞生在他任四川学政时。经学大师廖平师承张、王，是当时“蜀学”集大成的人物。在后来梁启超对学术史的梳理中，他排在龚自珍、魏源之后，康有为之前。
廖平著作《谷梁古义疏》
廖平当时正在成都高师教学。20岁的姜亮夫，被这位老师的博学十分敬佩：“为了引证一个观点，廖先生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原始材料，记忆力惊人。”
与他相处更多、也教他更多的，是林山腴、龚向农两位老师。林先生上第一堂课，让学生人手一本张之洞《书目答问》。这是一本目录书，指导要读什么书、选什么版本。林老师上课先让大家画圈，来标注重要性：哪本书可读、哪本书要细读、哪本书可不读。
有一次，姜亮夫跟林先生聊天，林先生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姜亮夫回答说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问有何体会？姜亮夫如实说：没有很通。林老师笑着说，还算老实。然后告诉他：读不懂是正常的，前人把一生的研究汇集在这种史评著作中，年轻人没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怎么能读懂前人的评价？同样的道理，“诗话”“词话”也是，别人评论杜甫的诗，你连《杜工部集》都没读过，怎么去理解和学习人家书中的精要？
这让姜亮夫毕生难忘：治学的方法如此重要。倘若找不对方法，比如像这样“根底之学”不扎实，没打好基础，那无疑是走上了歧路。半个世纪以后，他对年轻的学生们也是这样教育的。
傅杰与姜亮夫
复旦大学教授傅杰年前后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读研究生，所长姜亮夫为他们列的书目中有《四库全书总目》。这部书梳理了《四库全书》每部书的内容、优劣以及学术流变，十分庞大。
当时傅杰想以此作为主攻对象，姜亮夫制止了他：“《总目》是必须看的，但不能代替原典的研习；它评了很多书，你都没有读过，只能徒记所列的书名，焉能知其评价的得失？那样你就只能说浮在面上了。”
多年后，傅杰在《师范》一文中这样回忆。
在成都高师，龚向农教授国学和经学。其中有一门课，是用章太炎的书作为教材。龚先生认为这一课程的内容，找不到更好的教材了。晚年的姜亮夫回忆求学经历，对这段念念不忘。在这里，他学习了《诗经》《尚书》《史记》《汉书》《说文》等基础的经典，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也决定了他日后要走的人生道路。
北京求学
从成都毕业后，姜亮夫辗转游历了重庆、上海、杭州等地，来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待了一两个月，考进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几位老师。
姜亮夫（名寅清，字亮夫）的毕业证书
网上流传一张清华国学院研究生毕业证，落款有教务长梅贻琦，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往往让人瞠目结舌——近代学术大家汇聚一处，而且同时作为这些学生的导师，如何让人不惊诧？
姜亮夫曾回忆，当时北师大已经很好。黄侃等老师后来也跟他保持了很好的联系。但是同学们中间流传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入学考试极难，姜亮夫就有一试的念头。
当时入学考试已结束，但还没公布录取名单。他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介绍自己、哪个学校毕业的等等。几天之后，他收到消息，可以去面试。
蔡锷将军。计伟强告诉小时新闻记者，陶师母曾告诉他，蔡锷手下很多名人当年都高头大马在姜家往来进出的。
去清华面试，梁启超问蔡锷是他什么人，回答说父亲是蔡锷将军的手下。是否曾跟随廖平学习，回答说是，于是给他的题目是《试述蜀学》。下午是王国维考试，王国维考“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学）。因为之前读过章太炎的书，王国维看了卷子就问：你可是章太炎的学生？姜亮夫如实以告。王国维对梁启超说，这个学生可以收。
于是顺利跟补考的学生一起参加了笔试。姜亮夫回忆说，史地试卷里面有“写出十八罗汉的名字”等常识题，还有很多地理的题目，他考得不太好。但是语言学和哲学他比较扎实，答得很好。于是进入了清华。
清华的学风很好，图书馆里书很多，灯也很亮，除了《二十四史》《十三经》，还有《大英百科全书》。即便有的书没有，学生提需求之后，学校会马上采购，而且研究院的学生可以无限借书。
姜亮夫在这里如饥似渴地读，有一次他读书入迷，图书馆关门也没注意，被锁在馆里过夜。“现在回忆起来，这件事对我帮助很大。”
学问广博的导师
清华的老师们给姜亮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师们大多有留学的背景，学贯中西，学问广博无涯。
梁启超讲古书辨伪，擅长从学术史的大视野来勾联，同时他还运用当时日本、英美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后来姜亮夫的研究视野正是如此，他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但对西方文化也涉猎很多，他还要求学生也要读西方著作。
梁启超《古书辨伪常识》
“姜先生要求我读的第一本书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刘易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计伟强说，“先生非常重视摩尔根对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曾在其论著中多次引用，比如《叴猶为鬼方考》《说高阳》等等。”
王国维讲《说文解字》，研究汉字，用甲骨文、金文、三体石经、隶书来对比，非常深入。王国维还有一个特点：研究一个问题，先不厌其烦地收集材料，有了大量的材料再综合研究。这样的“笨办法”往往非常繁琐，但也是必须做的，整理的材料最后可能也成了著作。
姜亮夫后来也继承了这样的研究方法。对古代的研究，往往要查阅古人的姓名、字号、生卒年、籍贯等等，战乱时代手边的书少，往往十分不便。
为了方便研究，姜亮夫把古代名人的信息全部汇总，成《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整理从春秋到年去世的名人的姓名、生卒等信息以及出处。做研究方便很多，作为工具书，也惠及后来的学者。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代名人里碑传总表》
陈寅恪学问广博，还通晓巴利文、印度文，上课往往旁征博引，姜亮夫学起来很吃力，一度让他苦恼。
北师大的黄侃安慰他，古代很多大家也不懂外语，一样可以有建树，找准自己的方向努力就好。
赵元任是通才，主要讲语言学，他的语言学与成都的老师讲的古代音韵不同，他用西方的语言学方法，把西方语言加到汉语音韵教学中。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
导师们共同的特点之一是学问通博，这也精通、那也精通，姜亮夫后来也是这样。
崔富章先生说，姜亮夫中国文化根基深厚，法国游学又打开了他的视野。在法国的博物馆里，他看到出土青铜器的成分被研究出来，贴在墙上。用化学辅助考古，“这种思维方式当时中国没有。”
所以姜亮夫研究方法中西结合，于是能“无往而不胜”。
计伟强也说，姜先生研究一个问题，往往从文献资料到考古文物，从语言到历史，从社会形制到民间习俗，旁征博引，融会贯通。
姜亮夫指定了研究生培养方案，由傅杰提供
年，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成立之后，作为所长的姜亮夫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研究生培养计划。
在这份计划中，除了基础经史和诗文，学生还要学中国地理、工艺、建筑史、本草医药、音乐、佛教、书画等等。每一项都是为了培养学生广阔的研究视野，成为一个通博的人。比如音乐研究，他说，中国语言与音乐很密切，这项学习是跟语言学的学习相关的。
师者因材施教
除了广博的学问之外，清华的老师们还“教会学生做学问的方法”。
60年后，80多岁的姜亮夫追忆清华的几位老师说，他们“根据不同的学生特点指引研究的方向，最后让你自己独立研究：这种教书育人的方法，让我终身难忘。”
学古典文学的人，读诗多了，往往会动笔写。姜亮夫之女姜昆武说，父亲年轻时喜欢李商隐，委婉而深情。
姜亮夫早年作诗填词，想做诗人，有一次，他把自己写的诗拿给老师王国维看。当时王国维已完成《人间词话》，很有影响。他接过姜亮夫的作品说：“你这个人理性的东西多，感情少，词是复杂感情的产物。”然后改了2个小时才还给他。
以王国维对诗词的见识，觉得这个学生理性有余、诗情不足，如果写诗可能没有特别大的成就，建议他专攻“小学”。姜亮夫便把诗作烧掉，以后再不以写诗为业。作为老师，能够识别学生的材质，指出适合他的方向。
年代，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任平问老师姜亮夫，准备研究“三礼”如何？姜亮夫说，“三礼”内容庞大繁复，回去再想想。后来任平选择了秦汉隶书研究。
多年之后，已经是书法家的任平，作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导，带的学生多了，多少也能体会当年姜亮夫的眼光和指导。他跟小时新闻记者约在城西见面，戴着口罩，仍一派俊逸倜傥，书法家的潇洒让人一眼认出来。
楚辞研究
王国维帮他选定了“小学”的研究方向，姜亮夫在清华的毕业论文《诗骚连绵字考》是王国维指导的。
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姜亮夫回忆当时选定这个题目。
静安先生让助手来通知他去趟办公室，“一到先生办公室，先生就说：‘那份卷子是你的，你的声韵、训诂不错，文字方面还不够。今后怎么办？’我说：‘请先生指导。’王先生说：‘课题要自己选定。’过了三天，我把选定的三个题目送给先生看，其中第一个是《诗经韵谱》，第二个是《诗经连绵字考》，第三个是《广韵研究》。”王国维选了第二个。
王国维随手拿出自己研究过的材料《连绵字谱》，递给姜亮夫，指点他方向和框架结构。之后的学习中，姜亮夫开始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材料。
王国维对他很好。他回忆中提到一件小事，有一次去王国维家中请教，时间晚了，他起身告辞时，王国维提着灯笼送他，直到过了清华园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王国维才转身回去。
王国维对这个学生说：“你眼睛太坏，过了小桥，路便好走了。”
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年，姜亮夫应清华大学邀请，为《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提签，他送了一本《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给母校，扉页有序，说毕业后58年来，曾3次到北京，每次必回清华园，在王国维墓前伤感流泪。
姜亮夫早年的路，王国维是帮他照亮和指引的重要的人。
敦煌学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成为学术界的大事。王国维曾把殷墟甲骨文、敦煌和西域的汉晋木简、敦煌的六朝和唐代写本、北京内阁的元明以来的宫廷档案称作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史的四大发现。敦煌占了四分之二。
年，姜亮夫赴巴黎大学求学，业余时间他常去参观法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在里面,他看到了大量中国文物，觉得“皇然胪列，有若耀兵”（《瀛涯敦煌韵辑》序），作为中国人非常羞耻。于是带着笔墨等工具，到馆内把文物的信息抄写、摹拓，希望能带回国警醒国人。
从圆明园掠取的宝物放在“封登伯虏（枫丹白露）之拿皇（拿破仑）废宫”之中。对于东方人，并不欢迎入内参观。
姜亮夫与鲁弗尔博物馆的秘书是朋友，她是一位热情大方、热爱东方文化的姑娘，两人互相教授中、法文。在她的帮助下，枫丹白露宫看门人同意姜亮夫进入里面。
次年夏，姜亮夫把博物馆几乎抄遍了，就到国民图书馆访旧书，认识了比他小一岁的王重民。后来成为文献学家的王重民当时在北海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工作，被公派到法、英、德、意、美等国搜求流散的珍贵文献。当时王重民正在法国整理敦煌木简，姜亮夫下决心相助王重民，希望对中国学术有帮助。
《瀛涯敦煌韵辑》中姜亮夫手抄的一页
其中有古代的字书、韵书、“五经”、《老子》等典籍，这都是他熟悉的领域，很多都是多年的唐代甚至更早的文献，非常有价值。而且他发现，这些敦煌经卷中，今天已经遗失的书竟然有！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失传已久，姜亮夫从这些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失传的内容，把这本书的残本辑了出来。
姜亮夫沉浸其中，每天白天在里面抄录一天。晚上回到住所，在灯下再整理出来，天天不知疲倦，最后积累了一百几十卷。
在任平和傅杰等人的回忆中，王重民当时和向达（后来也成为著名历史学家）是公费到法国来的，志在搜罗国宝文献。而姜亮夫是自费的。因为跟他们一起搜罗文献，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博物馆，所以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也没有拿到。
在法国的姜亮夫
多年以后，任平去巴黎大学任教，知道老师姜亮夫曾在几个博物馆、图书馆抄文献，他追寻老师的足迹去走走看看。姜亮夫当年抄的手稿笔迹工工整整，任平曾见过。去了几个馆，任平看到窗户很高，光线昏暗，他感叹当年老师是如何在这里一天一天抄的！后来晚年他视力极差，在巴黎抄文献这一年对他影响不小。
浙江大学教授张涌泉是敦煌学的带头人，他告诉小时新闻记者，姜亮夫先生是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的第二代敦煌研究人，他们都是敦煌学的开拓者。还有季羡林、周一良、常书鸿，他们在上世纪条件相对不好的状况下，他们对中国敦煌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年，敦煌研究院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年近九十的姜老专门为会议写了一幅字：“敦煌学是全人类的同心结。”张涌泉教授说：“这就是说敦煌不光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需要全世界的学者一起来研究它。这就把敦煌学研究放到一个更广阔的学术空间中去，这对促进敦煌学的研究是很有益的。”
后来季羡林先生也说“敦煌在中国，研究在世界”，与姜亮夫先生想法一致。“我们不能不佩服姜老眼光的远大和胸怀的广阔。”
老师章太炎
姜亮夫感情最深的老师，除了王国维，还有章太炎。
崔富章先生是姜亮夫年代的研究生，他与姜亮夫相识30多年，从学生到同事，感情深厚。姜先生给他的印象，一是境界高，二是学问根底扎实——这与章太炎、王国维分不开。
崔先生说，有人曾问姜先生，那么多老师里他最佩服、最重的是哪一位？他沉思后回答，是太炎先生。他曾作《四先生合谱》，整理四位老师——廖平、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的生平，其实“以太炎先生为中心”。
20岁在成都高师的时候，曾以章太炎的著作为教材，因他读过章太炎不少著作，几年后刚到清华，王国维跟他聊了两句，以为他是章太炎的学生。从清华毕业后，在上海的几所大学教书时，姜亮夫得以拜在章太炎门下学习。
章太炎告诉他，历史研究是国学的根基，要以此为根基，将国学发扬光大。今后青年，致力于政治、军事、科学的必将越来越多，但国家民族的命脉不能忽视。
在上海第一次见到章太炎，姜亮夫看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师、民国的元老居然住在破败的地方，他惊讶不已，后来才明白晚年章太炎对生活享受极淡泊。心中有追求的事业，其余的便不在乎，心态极平和。姜亮夫晚年也如此。
外孙女告诉记者，晚年姜亮夫除了研究学术和教育没有任何爱好，衣服只有很少几件，在杭州40年，他连西湖也很少去，只早几年陪妻子去过几次。崔先生也说，姜亮夫视力不好，平时很少出门。但年时，姜先生曾只身来到孤山。
当时崔先生在浙江图书馆工作，姜亮夫步行走到孤山办事情，他陪老师聊天、吃了炒饭，然后经平湖秋月、白堤回去。当时公交车很挤，很难挤上去，两人一直步行，姜先生还安慰他：“安步当车。”（崔先生“车”读如ju，这里姜先生读的古音。）
在学习上，章太炎像严父，在生活上，他如慈母。有一年暑假，姜亮夫去苏州看望老师，快到家门口下起雨，衣服打湿了。到老师家，章太炎抚他的肩膀，然后转身上楼拿了衣服：“湿衣快换下来，要他们为你烘干。”一边让姜亮夫换上衣服：“莫受凉。”
姜亮夫回忆说，从昭通出来漂泊20年，很少感到这种慈母一样的关怀。60年后，晚年的他每一次想起来，眼泪就止不住出来。
后来在巴黎，他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隋唐的人抄的《切韵》，整理出来后，第一时间就想着寄给章太炎，向他请教。还没寄出，在《申报》上看到了章太炎去世的消息，一时之间以为看错了，等到确认后，大痛而啜泣，含泪回住所，不食不眠两天，自责问候老师太少。
有段时间，苏州的朱季海先生常来杭大新村拜访姜先生。他是章太炎最小的弟子，当时在研究《南田画跋》，到浙江查资料，就来投奔杭州大学这位师兄，姜亮夫每次都热情接待他。崔富章、计伟强等对这位老人印象深刻。
章太炎是革命者，在学术之外，始终忧心国家，尤其让姜亮夫敬佩，也对他影响很大。
崔先生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年5月底，《联谊报》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托他去请姜亮夫为章太炎提字，姜先生写下了一副对联：“撕灭暴敌之战士，平章伪学之大儒。”
崔富章先生写下“撕灭”一联
“姜先生是真学问，实事求是。”崔先生多次提到“根底之学”，从林山腴到清华的导师、到章太炎、再到姜亮夫，无不重视这个。
崔先生说，姜亮夫先生当时的中国文化根基非常深厚，再学习西学。今天我们对待西方理论，往往转述得多，用西方的理论套中国的学术，而很多人中国文化的根底之学不够。
斯人已逝。在文字里、在后人和弟子的回忆里，我们看到了姜亮夫先生一个侧影。
照片中这位面容瘦削的老人，带着厚厚的眼镜，他一生只在乎研究和教育两件事。开拓自己的学术世界的同时，他把老师们的为学之道、把自己的所学所得，传给了后辈。
当时姜亮夫看书的院子，现在芭蕉已经很高大。毛静雯摄
记者手记：
我硕士导师蔡师是崔富章先生门下，起先因写姜亮夫先生，想去采访崔师，当时他正在养病，“精力实在不济”，便作罢。一周后，稿子已写完，我去探望他，身体正在康复中，不能久坐、听力也很差。他还是跟我聊了很久。
他聊到今天很多人作“大传”，“传”究竟读什么音？《春秋左氏传》《公羊传》两个“传”，其实不同。又提到“广校勘学”一说实可商榷，与“广韵”命名不是一类，这一点姜先生曾对他提。还有“安步当车”中“车”的古音等等。闲谈之中，我能感受到大学者的文献学功底实在深厚，也能想象姜亮夫先生的渊博。
对于当下一些词汇语音的变化，比如“一骑红尘”“说客”“斜”等读音，因为古音导致多音字，现在统一一个音了，我请教崔师。他说，从语言文字发展趋势看，“一定是合流”。“语言是活的，尤其是今天这样语言大变革的时代，没必要食古不化，要拥抱未来。”
现在崔师还接了两个项目，实在做不过来，出版社又屡次上门邀请，他只能“做到哪算哪”。康复时期，每天他要三次下楼散步，说要努力恢复，“努力和不努力，大不一样。”
我告辞时，他刚好要下楼走，便一起。他蹬上运动鞋很快，我要系鞋带，不想让他等所以我系得很急。他说，慢慢来，鞋子穿不好走不远的。我就又想到了当年姜亮夫先生那句“安步当车”。
从崔师的身上，我能感受到姜先生的一些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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