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要道哪门子的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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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襄汾县一饭店发生垮塌事故,造成29人死亡,死者包括做寿老人的妻子。

这事,大家都知道了,连国务院调查组也介入了。

但此事件之外,《齐鲁晚报》意外走红。原因是其拍下了做寿老人的道歉视频。

这一视频将《齐鲁晚报》推上风口浪尖,理由是有自媒体称,齐鲁晚报的记者问那个老人,“你的老伴和亲戚因为你办生日去世,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毫无疑问,这样场景下,如果《齐鲁晚报》记者真这么问,社会各界站在道德高度对其口诛笔伐,理所当然,媒体记者也没有什么需要喊冤叫屈的。

问题是:如果记者没有这么问呢?

真实情况如何?

我一个同事和涉事记者沟通过,并向其核实。对方表示,网络疯传的那句记者问老人,“你的老伴和亲戚因为你办生日去世,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完全是造谣。

真实情况是:他们一进门,老人“扑通”跪下,这令他们猝不及防,马上将老人扶起并安慰。

老人对媒体的到来并不排斥。事发后,老人被送回老家,饭食由邻居照顾(其大儿子在城里住,因为事故也很崩溃,还要忙些其他事,比如配合警方调查等等),老人一个人守在空荡荡房间,他需要找个人说说话,排解一下心理压力。

这种背景下,老人希望找一些人倾诉内心的痛苦,他说:“你们这么多人陪我说话,我心里好受些。”

由此看来,首先不是记者在灾难后,冰冷地将这一问题抛出,我认为不仅记者不会,普通老百姓也不会这么问,即便内心里可能会想触及到这些,但至少不会这样发问。

但作为做寿的老人,这么多人因为去参加他的寿宴而去世,尽管根源不在于他,而在于建筑方或饭店老板,但他的内心是有愧歉的,何况这些人中,大都是他的亲戚,甚至包括他的妻子,能不悲痛吗?

法律如何处理老板,那是法律的事。作为寿宴的组织者,或许他不需要背负任何的法律责任,毕竟他也是受害者,但他内心是感觉愧疚的,是有压力的,这是普通人情感的自然流露。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一幕,拍下来也好,镜头记录下来也罢,都是正常职务行为,他们在现场倾听和记录一个老人的内心煎熬和痛苦,无可厚非。

这种记录并不拒斥餐馆老板和房屋建筑方是主要责任这点。并不是说,记者记录这点,就是把矛盾重点转移到老人身上。

在互联网时代,新闻媒体呈现是一个过程,是一天24小时不间断进行。

这意味着,我们看新闻,不能因一个点就否定另一个点。

但由此引发的不适,不应让记者来担责。这是变化了的传播格局所导致的。

过去,出版周期较晚,没有人会将这种碎片化的内容作为一个整体新闻来呈现,但会录入完整篇幅的一个段落,是文章和故事完整性的一个切面。

但有的人往往故意咬住一点,以为你抓住了这点,就放弃了其他点一样,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无理的。

现实中,常常有些人会说:“你为什么不去报道这个或那个”,似乎他把自己当成总编辑,指点着各路记者为他奔忙。

记者做什么,不做什么,职业经历和经验会给他判断,记者由于职业特征决定了,他比普通人看到和接触的题材更多些。

此外,记者在报题时,也有编辑和相关领导层层把关。而且,全国这么多事,也不可能什么都报或什么都不报。但对于你报什么,他选择性失明,假装看不见。对于你不报什么,他一清二楚,甚至把一些扑风捉影的流传,当成宝贝和猛料拿来给你报。

滑稽至极。

由此看来,《齐鲁晚报》的道歉显得很滑稽,据说是因为很多电话打到当地相关部门和报社,领导施压,所以《齐鲁晚报》道歉。

但记者没问那句话,只是用镜头记录和呈现,错在哪里?齐鲁晚报的报道又错在哪里?

媒体管理者以及主管部门的领导,要有担当意识,要对是非有最基本的责任意识,不因别人一骂,就慌张地失去立场,就因此没有了底线。

否则,在谁骂谁有理的舆论氛围中,党的喉舌就会被民粹裹挟。

《治国理政》(第一卷)的《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一文,就批评了这种“左右摇摆”的立场和现象:

“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态度,出了政治事件、遇到敏感问题没有立场、无动于衷,岂非咄咄怪事!”

韦星

以人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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