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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作平，男，年生于四川富顺，现居成都，从事职业写作；已出版著作30余部；主要有长篇小说《自由落体》《长大不成人》《青山夕阳》；随笔《历史的B面》《历史的耻部》《：帝国的疼痛》《天朝-》《纸上城堡》《一路钟情》《一路漫行》；诗集《灵魂的钥匙》等；主编有《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
在红星路文／聂作平
红星路上的梧桐树消失好些年了。时间一长，印象不再清晰，好似水洇过的彩照，渐渐模糊，却又未彻底沦为黑白。比梧桐树更早消失的，是一楼一底的木楼。踩上楼梯就吱吱呀呀唱歌的木楼在梧桐树的掩护下，向着街心延伸。街道愈发的窄，也愈发的阴，阴出一种浓烈的倦意——木楼之间，原是有一些老茶馆的。竹椅子，木方桌，碰了不少小缺口的粗茶碗。往竹椅子上一躺，才喝几口茶，听着梧桐树上的蝉声鸟语，看着褪色的夕阳把最后的光斜进屋子，就会涌上一股突如其来的倦意。于是，睡着了，甚至打起轻微的鼾。四周，依旧是茶客们的高声说笑，是一阵阵烟雾慢腾腾的盘旋、弥漫。直到距离两三米的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才从梦中悠悠醒来，并恍然发现：又一个白天行将结束。
在四四方方的成都城，东北-西南走向的红星路斜劈而过，仿佛是对秩序和方正的故意破坏。它北起锦江，南止锦江——北起的是锦江支流府河，南止的是锦江支流南河。府河和南河就在红星路东南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交汇，从此有一个诗意的名字：锦江。民间却叫它府南河。好比美发师托尼回到家乡，人人都喊他王二狗。
长约三公里的红星路以及与红星路交头接耳的小巷，曾是全成都梧桐树最茂密的地区。大半年里，梧桐树枝繁叶茂，挡住了春天的太阳，也挡住了夏天和秋天的太阳，一直要等到初冬，它的叶子才会一片片飘零。梧桐树后面，隐藏着一些看上去很不起眼的院子。檐墙上，耷拉着野草，历尽沧桑的样子像生锈的铁丝，空气中似乎散发出一股过去岁月的陈旧滋味。这些院子，早在我来成都之前，就熟悉它们的门牌号——甚至至今都还记得。比如红星路二段85号，比如红星路70号。因为，它们是四川最重要的文化单位——更准确地说，是被大多数写作者视为圣地的报刊所在地。如红星路二段85号，有《星星》诗刊，有《四川文学》，有《当代文坛》；如红星路70号，有《四川日报》及旗下众多子报；至于红星路周边，还分布着北新街的《青年作家》，桂王桥的《商务早报》，玉沙路的《精神文明报》。当我在自贡的工厂里做一个简单快乐的文学青年时，无数次在一只只信封上端端正正地写下“成都市红星路”字样，信封里，藏着认认真真誊写的诗歌和散文。这其中的一部分，将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后，为我带回一份印有我的作品和名字的样报样刊，当然还有一张数额不大的汇款单；更多的，却是石沉大海，音讯杳无。我想象过，那是坐在红星路某座小院窗前的一个编辑，鼻梁上架着厚眼镜，慢腾腾拆开我的信，取出稿纸晃两眼，就随手扔进脚下的废纸篓——那时候有那么多文学青年，可能只需两支烟工夫，那个巨大的废纸篓就填满了五湖四海漂泊而来的稿件。那简直就是稿件们的屠宰场，把无数文学青年的文学梦一刀接一刀地碎割了。
年春天，我从自贡跑到成都，在距红星路几公里外的人民南路做了编辑。深感遗憾的是，我编的不是《星星》诗刊或《四川文学》这种所谓的纯文学，而是主要读者为中学生的《科幻世界》。暮春的一天下午，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过一条条大街，终于从笔直宽阔的人民南路来到拥挤阴郁的红星路。梧桐树已经发出了鲜嫩的叶子，绿叶缀在虬劲的枝条上，亭亭如伞盖，但还没浓密到夏天里遮天蔽日的地步。春天的阳光从树叶与树叶的缝隙间滴落，把人影拖得像一根纤细的电杆。我在街边买了一份报纸，是刚出的《四川日报》，副刊上有我的一首短诗。我一边骑车前行，一边迫不及待打开报纸——彼时的成都是一个自行车王国，上至八十老者，下到十岁少年，几乎人人会骑。技术好的，竟能一边骑车一边端碗面吃着飞奔。
从人民南路来到红星路，我花了足足三年——包括离开《科幻世界》后，不得不折回自贡舔伤口那两年。非常有意思的是，红星路上是叉手叉脚的大报大刊，红星路周边的小巷里，则藏着蹑手蹑脚的小报小刊。这么说，是因为那是一个纸媒的黄金时代，除了本身有刊号有编制甚至有行政级别的大报大刊外，民间资本纷纷染指传媒，乃至七八个人，三四间屋，租一个刊号，就能办起一张报纸、一份杂志。我最先来到的是与红星路只隔几栋楼的庆云街。庆云街，也是我熟悉的地址之一，那里有老牌的《成都晚报》和新锐的《成都商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离开《科幻世界》后，我垂头丧气地回了自贡那家生产发电锅炉的工厂。然而，时过境迁，当我归时，已不能再做那个无足轻重却有大量空闲时间读书写作的小秘书，而是要发配到下属分厂，做一名拿着锤子敲敲打打的装配工，天天与工友们出没在焊花飞溅、机床轰鸣的车间。更要命的是，锐减的收入已然不足糊口。我必须寻找前途，寻找一家人活下去的粮食。在停薪留职从事职业写作一年多后，有一天我到成都，和阿来等人在小酒馆喝酒。阿来和另一个朋友苦口婆心地劝我：重返成都。阿来说，我敢打赌，你早晚还会来成都的。与其晚来，不如早来。
正是被这句话所打动，那年夏天，我又一次背着换洗衣服和几本书来到成都。人不可能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却可能为了所谓的前途或者说填饱一家人的肚皮，第二次抛家别子，一头扎进别人的城市。如同那些赶海的渔民，为了期盼的渔获，一头扎进幽深危险的海水——很幸运，这一次，我没再回去，终于把这座别人的城市，活成了自己的家园。这是后话。
斯时，我有两个去处可选择——它们都是媒体，都在红星路附近，却都不在红星路上，这似乎也暗示了它们的身份，乃是不能与红星路上的大报大刊相提并论，却能在纸媒黄金时代分得一杯羹的小报小刊。一家是《银幕内外》，听这名字，就知道和电影有关。不过，专业期刊改版，成了生活杂志，电影只占不到百分之十的量。这是阿来介绍的。有一个诗人在那里当主任之类的小官。我和他在距红星路只有两百米的玉沙路某宾馆见面——编辑部租在宾馆，说明它颇有临时政府的意味。很扫兴的是，他说，目前文学版和文化版都有人在编，你刚来，就从电器版干起吧。那时，一个二十多岁、整天把埃利蒂斯和马尔克斯们当成精神圣像的文学青年，你让他去编辑甚至撰写西门子冰箱使用的三十二个技巧，长虹电视如何更耐用或是VCD与DVD背后的秘密，简直比给他几巴掌还难受。
这样，我就选择了另一个去处。那是一家更小的、更临时的小报，借用西藏某报增刊名义，办的一份通俗文化报。报纸老板也是诗人。在小酒馆喝酒并力劝我来成都的，除了阿来，就是他。
报纸设在粮食局院内，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粮食局是我们的主管单位。那是红星路背后一条不足两百米的小巷，梧桐荫里，隐着三家小餐馆、两家小商店、四家按摩房。其中一家按摩房，租用的大概是粮食局或相关单位门面，老的招牌没拆，几个淡红色大字罩在门楣上方：军粮供应所。门楣下面，常有两个衣着暴露的按摩女婷婷玉立，执着地向每一个独自走过的男人发出真诚邀请：哥，进来耍一盘嘛！
我曾经以为，我会成为一个媒体人，会从红星路周边的小报小刊像农村包围城市那样，攻打进红星路上的大报大刊。然而，鸟儿在风中急速转向，我最终并没把媒体梦继续下去。与其做媒体，我觉得，自己还是更适合坐在家里码字。
那时，成都有一家新办不久的《天府早报》，属《四川日报》子报。我的朋友中茂，原是《四川日报》副刊编辑——我就是给他投稿认识的，突然到《天府早报》做文艺部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中茂大概也这样。有一天中午，他把我约到红星路背后一家小餐馆。两个菜，两瓶酒，两碗面，两个人，边吃边聊。多年以后，他的原话我忘记了，内容还记得。大意是说，报纸文化版，向来不温不火，他想做些策划，以期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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